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与出口隐含碳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由此引致日益严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地位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含碳化,与此同时,低端地位对影响出口隐含碳总量变化的规模、结构、技术因素均产生较强的负面作用,强化了高碳化趋势,并制约了隐含碳总量的降低。由此可见,外贸出口低碳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世界工厂"的定位,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中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计算2000-2014年各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和资源投入是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相对较差,GVC地位指数数值为负也说明其制造业出口获利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促进知识...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中国服务出口竞争力:增加值视角下的新认识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增加值"来刻画一国产业的真实国际竞争力。鉴于此,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计算了1995年至2011年中国各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并与基于传统总值核算法计算的RCA指数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1)从附加值视角看,目前中国在服务业各分类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都还不具备显著比较优势,而在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比较劣势十分显著且没有明显"改善"迹象,但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领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形成。(2)传统总值核算法计算的RCA指数,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还是在资本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均有显著"高估"现象,甚至出现比较劣势和优势的"反转",有比较优势"统计幻象"之嫌,导致了严重"误判"。上述结果对于客观认识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现状,深刻理解其发展、转型升级战略方向乃至政策的科学制定,都有着重要政策涵意。     

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在细分制造业以及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组两个层面上,测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总量、国内服务增加值及国外服务增加值。结果显示:(1)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率有逐步提高之势,并且这种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间具有差异性;(2)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总量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动态变化角度看,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主导地位有"弱化"迹象,国外服务投入增加值地位有提升趋势,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同样存在部门差异性;(3)从决定因素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制造业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但对内涵国内服务增加值和国外服务增加值影响具有差异性。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历年营商环境报告相关数据,从OECD ICIO提供的基础数据测算结果的基本事实出发,理论阐释了营商环境对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以此为理论先导,进一步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发现：第一,营商环境优化的确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上述正向作用不仅来自营商环境优化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价值链迁移、创新活动激发、贸易条件改善等中介作用形成间接效应。据此,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区域贸易合作的中心效应：网络地位与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ADB-MRIO增加值数据和WTO-RTA贸易协定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区域贸易协定(RTA)网络中心地位指标,实证检验了一国RTA网络地位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通过嵌入密集而广泛的RTA “邻居网络”占据中心地位,能够促进国内增加值出口增长;RTA网络中心效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具有明显的区域排他性和地理临近偏好;区分行业异质性发现,中心效应主要促进了中间品投入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和运输服务业国内增加值出口。为此,政策上一是要注重选择高质量的贸易伙伴;二是注重邻近国家在自贸区的优先性;三是注重增加值出口结构的调整。     

区域分工视角下的中印增加值贸易分解

该文通过构建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从总体规模、行业结构等层面对中印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结果表明,传统统计口径下的中印贸易差额出现明显高估。在中印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印度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约为七成五,而印度对华出口的贸易收益率约为六成。中国对印度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制造部门,而印度对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制造部门。     

贸易自由化与增加值贸易*——WTO对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

国际贸易的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使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评估加入WTO对于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以及关境统计下WTO贸易促进作用与真实状况的偏离。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上,中国加入WTO显著促进其增加值出口,但关境统计明显高估了WTO贸易促进作用。（2）分行业看,WTO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加入WTO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制造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却抑制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出口。（3）进一步研究发现,关境统计数据对于WTO贸易促进作用的高估问题仅存在于制造业,对于农林牧渔业等其他三个行业反而存在低估问题。     

浅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这一过程中,比较优势理论成为了指导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利用本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取得国际分工地位打下了基础。但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各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我国能否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着稳定的国际分工地位,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