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流通形式的几个问题

<正> 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流通渠道必须畅通无阻。要使商品流通渠道畅通,必须打破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发展多种商品流通形式。只有这样才有多条流通渠道。什么是商品流通形式,它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多种商品流通形式;在多种流通形式中,哪种流通形式是主要的;有多种流通形式的国内市场是否是统一的市场等,都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谈些初步看法。     

拓宽高校二手商品流通渠道的探索研究

文章在调研基础上，分析研究了高校中二手商品交易实施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了当前大学生二手商品供求两旺及高校现有流通渠道无法满足交易需要的现状，提出构建校园内、校际间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和建立院（系）校两级校园二手商品交易中心的总体思路与要求，阐述了拓宽高校二手商品流通渠道的市场与社会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流通若干问题的讨论

<正> 一年多来,关于社会主义流通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针对流通体制改革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展开的。另外,也涉及到一些其它理论问题。现将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简介如下。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渠道第一种意见,是用不同所有制形式来说明商品流通渠道。如有的同志说:“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商业实行多种流通渠道”。“在流通领域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也就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是由哪     

湘西商品流通网络初探

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商品规模、流通渠道和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商业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按其吸引力和辐射力相联系的商品流通网络和商业经济区域已开始萌芽。本文拟对湘西的商品流通网络及其地域组合特征做初步探讨。一、吉首、大庸两市为湘西南北两大商业中心。     

要重视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体系建设

目前,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商品流通的市场体系、缩小城乡区域在商品经济上的发展差距,成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现代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于理顺和建立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与日用消费品供应等流通渠道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用气力解决好.     

浅析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构架

目前,我国流通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是由单一经济形式、单一经营方式、单一流通渠道和多流通环节、封闭式向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和少流通环节、开放式转变。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总体结构的描述,具体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特点进行了客观评价。     

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维度:基于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的研究

本文提出了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研究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展示了该框架对于农产品流通问题分析的独特视角。根据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农产品流通渠道可以分为经济与行为两个维度,而现有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维度上,这突显出加强对行为维度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本文对农产品流通渠道行为维度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与探讨,同时提出,需要引入营销渠道行为理论和关系营销理论作为主要理论工具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展开研究。     

山西特色农产品流通渠道影响因素分析及运行水平评价

以山西特色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特色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现状及农户消费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并分析影响农户与消费者选择流通渠道的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流通渠道的运行水平进行评价,发现山西特色农产品流通渠道运行水平一般,导致渠道运行水平较低的原因是品牌建设不足、流通主体水平较低以及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产品流通渠道经验,提出山西特色农产品应注重品牌建设、培育与升级渠道上游主体、加强信息与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并且推广现代新型交易方式等建议。     

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终端变革路径分析

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终端变革是大势所趋。然而,变革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该文认为,要实现我国农产品渠道终端的合理性变革,不能仅着眼于渠道终端单一层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从整个农业供应链的角度出发,进行生产、配送、销售等多个层面的变革,从而促进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终端实现可持续发展。     

商品流通渠道的含义及制约因素——兼与石榴红同志商榷

一任何经济概念,都是客观经济过程的抽象,都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要弄清“渠道”的真正含义或质的规定性,只有考察商品流通(从总体上看的交换)的客观经济过程,才能从中找出流通渠道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和规定。大家知道,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产物。在商品由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流通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渠道。不同的流通形式,形成不同的渠道。恩格斯曾经指出:“起初,这种交换是在没有商人作媒介的情况下,在城市的集日里直接进行的。农民就在集市上卖出买进。在那里,不仅农民知道手工业者的劳动条件,而且     

异军突起的“新”兴产业——典当行

典当是以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质押的形式,向典当机构借贷的特殊融资方式,其本质特征是以物换钱。典当行业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属于金融业与流通业中的一种边缘业种和业态,这个古老的行业,事隔多年以后,异军突起,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从新时期典当行产生的历史渊源、特殊社会功能和经济作用等方面,阐述典当行业在新时代的崭新前景。     

汇率风险和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

在新发展格局下，现代产业发展更加注重发展和安全的平衡。本文采用2005—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行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暴露和国外产业竞争。研究发现：中国有426%的行业面临汇率风险暴露，资源品行业受到汇率冲击的影响最为严重，可贸易品行业受益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但汇率的敏感性远低于日美贸易战时期。中国有389%的行业面临来自美国的产业竞争，产业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除美国外，中国的产业竞争主要来自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后疫情时代企业国际化的困难和应对。本文的研究对于汇率风险管理和产业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信贷供给*——基于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不同的银行特征会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运用2001-2015年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随后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差异。经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非国有控股银行传导,并引起不同资产负债表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异质性反应。银行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越不敏感。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显著降低,高资本充足水平的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有控股银行信贷供给调控的效率更高。     

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

本文遵循“财政压力-政府行为”分析框架来剖析“大明宝钞”崩坏的制度根源。“大明宝钞”制度的崩坏根源于以财政为中心的宝钞制度设计缺陷。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满足政府财政开支需求与避免财政危机。易言之，明代财政压力促成了货币财政化的宝钞制度设计，导致了货币超发，最后致使宝钞崩坏并退出流通领域。财政压力是古今政府的常态。财政压力并非必然导致政府采取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国王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以限制王权为目的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明代中国，为何没有在财政压力之下走上制度变革之路，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深思。     

异质信念、投机均衡与农产品期货定价*

农产品期货市场套利并不充分,交易者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本文假设农产品期货市场有限套利、交易者异质信念并遵循“经验法则”预期,构建了农产品期货投机均衡定价模型,并认为集中竞价规则下产生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由交易者的预期决定的;前期期货价格水平、现货价格和前期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不同类型交易者的比例结构及其预期模式共同影响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基本分析法交易者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具有更高的套期保值与价格发现效率。针对中国七种主要农产品期货的实证结果显示,农产品期货投机均衡定价模型对解释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是有效的。这意味着在期货行情系统中实时披露现货价格信息,培育和引导交易者运用基本分析法预测期货价格走势,有助于提升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效率。     

内外融资条件、融资约束与企业绩效——来自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的新证据*

基于独特的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数据和克服内生性的结构方程模型，本文对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市场环境均对融资约束有重要影响，且企业自身条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强。总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区分融资约束的不同维度后，本文发现，融资可得性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提升，融资频率增加却降低了企业绩效，而融资获得速度（等待时间）对企业绩效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正规融资渠道，还是非正规融资渠道，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利用多种政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自身条件，是缓解融资约束的最有效办法。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我国M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 一个合理选择

本文定义了货币M1的一个新增长率,以其值作为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中介目标值;定义了货币M1的一个超额增长率,以其负值作为与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中介目标值;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M1货币增长率的值作为中介目标值。实证表明在中国这样确定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值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最终目标一致。     

城镇化、城乡消费比例和结构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影响*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了我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分析了城镇化、城乡消费比例、消费结构等因素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城镇化的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增加我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是导致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主要部门;（2）城乡消费比例和排放强度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人均消费的提高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增长贡献最大。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减少我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政策建议。     

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发展边际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国内和国外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分解的影响，探究了它们的作用差异、具体特点及影响渠道。本文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政策的不确定均显著阻碍了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广义边际、集约边际的发展，且前者作用格外突出。同时，控制了经济运行周期、经济危机的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比较稳健。此外，扩展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的作用还依赖出口市场特点、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出口沉没成本等因素。最后，本文还利用微观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机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