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特征与路径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三个阶段,并系统考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演化历程。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持续完善,供给水平得到改善。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需要设计合理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农村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公共品供给制度。     

农村改革期待第二次飞跃—地权的归属

邓小平同志说“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就完了。”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建国以来，地权问题的第一次飞跃。它的特点是“三权分离”，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家庭拥有土地经营权，政府拥有土地管理权。它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它从根本上引发了农业直至城市的改革。完成了短缺农业到结构上的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过渡。但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的改革深入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已经是强弩之末，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却日益突出，所以农村急盼着新的改革措施，地极归属是这些新的改革措施的首要问题。     

供给侧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能力研究

基于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力的关系与对策。首先利用供给学派理论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边界与重心;其次分析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融资约束及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嵌入与耦合性,并重点分析三者嵌入与耦合的制约因素;最后从政府、企业及社会机构三个层面提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策略与建议。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对有偿转让集体荒山使用权的思考

有偿转让集体荒山使用权，是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农村传统土地管理制度突破性的改革探索。有偿转让荒山使用权是手段，治理绿化和开发利用荒山资源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目的。本文就其在实践上取得的效应、理论上突破的客观性和需进一步完善的政策三个方面作了思考性阐述。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去杠杆效应——来自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变更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的去杠杆效果。文章基于组织结构模型和工业企业数据,探讨了国有企业监管体制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所具有的去杠杆效应。研究发现,以隶属关系变更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监管授权与其杠杆率之间呈现负向关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这一结果依然成立。这缘于监管授权对以内部决策分权为代表的微观组织结构的正向影响,这一中介效应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解释程度超过30%。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企业内部较低的纵向沟通成本会弱化监管授权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响,而所隶属政府面临的稳增长压力则会增强这种影响。因此,不仅要从宏观上多措并举持续优化改革措施,更要从微观上监测由此可能引起的组织结构变化,逐步形成宏微观统一且相互衔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框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及其改革路径*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的构建是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坚持进行市场导向性改革,高度契合竞争中立宗旨与理念。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市场导向性改革脉络,总结目前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我国竞争中立制度框架的体制基础和具体构成。最后,本文提出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两方面来塑造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并根据九大制度安排构建了竞争中立制度改革的路径。现有研究多从法学和贸易视角质性分析竞争中立定义、原则内容和中国应对措施,尚未提出我国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路径,本文所建立的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与改革路径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林权流转的多维动因分析与激励路径选择

林权制度改革后,我国南方集体林的绝大部分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催生林地流转,小规模林地经营状况为林地流转创造条件。当前,林权流转呈加速趋势。林权流转的动因包括三个层次,劳动力城镇化转移、林业的比较效益低、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微观层次原因,林地规模经营、林区经济发展等中观层次原因,林业实现国际化、林区家庭承包制继续稳定发展、国家的政策法律等宏观层次原因。所以,可以选择以下路径激励林权流转的加速：稳定和强化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强调承包权能的独立存在;加强林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建设;建立市场中介组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市场;推进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转变农户传统经营观念。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思考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初期,为了满足农民的温饱诉求,党和政府逐渐认同了农民推出的“大包干”做法;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为了满足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诉求,党和政府赋予农民自主流转其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现在,为了满足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益的诉求,党和政府应赋予农民土地股份的权利,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按份共有的改革目标落到实处。股权是集体经济的基础。改革初期以含义模糊的承包权替代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是为了达成改革共识;现在以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替代含义模糊的土地承包权,是改革深化和认识与时俱进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遗属 供养不应该再是企业的责任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是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所以企业职工也就成了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必须为政府承担职工非因工死亡遗属的抚恤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已经回归了其特殊商品的属性,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合理配置,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实质是在劳动合同契约下的劳动力的买卖关系。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死者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也就自然终止,然而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却还要企业去承担死者遗属的供养责任,这显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遗属抚恤救济的责任主体应该政府,不应该再是企业的责任。     

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论思考

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实施以确权颁证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产权改革,并且维持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是破解"三农难题"在重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变迁,而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则是推行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的逻辑前提。家庭承包制在财产权结构上对不同成员权的包容性,决定了以新增人口来持续调整土地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的伪公平性。固化成员权不仅是建立排他性农民家庭土地财产权的基础,而且还需要在固化成员权过程中充分表达农民主体意志,实行用手投票的公共选择,完善村级治理机制。     

论邓小平的集体经济发展战略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即从废除人民公社飞跃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飞跃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发展社会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阐述了我国未来农业的战略构想，指明了发展集体经济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制度变迁中土地产权的性质与合约选择:一个有关合作经济的案例分析

This paper discusse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or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economy in detail. We convince that both the evolution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and the rural cooperation economy in the market elaborate the key pos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multi-attribute in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shape. If there were strong externality between several elements of household,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chosen.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Guanli Shijie 管理世界 (Management World), 2008, (6): 61–67, 94     

对国有企业管理问题的深层思考

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对管理既重视又落后的矛盾现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在管理思想、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等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存在着将管理务虚化、庸俗化、条件化和理想化的误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着经济组织行政化、管理制度不规范的现象；在管理模式上存在着靠感觉行事、靠经验管理的粗放型色彩。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