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长期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MKK）理论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拉动型，但是包括净出口在内的总需求体制为利润拉动型。（2）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净出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和国企主导的“逆周期”投资和非利润导向型投资。（3）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占比提升，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有向利润拉动型转型的趋势。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需求体制更偏向于利润拉动型。     

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 ——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

按照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有关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但是，由于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第一种机会窗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大量地出现了，那么，这是否有追赶成功的可能呢？本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认为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模式无法承担起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仍然试图通过“第一种机会窗口”即继续沿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应对新工业革命。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亟须重大变革。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信息技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消费需求、创新驱动、劳动力禀赋、劳动生产率等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引导或倒逼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但存在“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现象，且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延迟退休年龄下隔代抚育与劳动参与的抉择*——基于工资收入随机性假定的研究

隔代抚育会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促进劳动力供给上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在工资收入随机性的假定及延迟退休5年的情景下，模拟了面临孙辈照护需求的女性临近退休者提前退休所产生的福利变化。进一步，本文采用CHIP和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群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进行了估计，继而分析了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这些收入特征对退休决策者制度退休和退休后劳动参与抉择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下，隔代抚育将对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女性临近退休者的制度退休抉择主要受自身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的影响，收入增长率越低，或收入风险越高，她们提前退休的意愿就越强烈；制度退休后的劳动参与则更多地受子女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子女收入增长率越高，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     

零工经济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家庭与市场的双重视角

中国企业生产与性别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就业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女性被大量吸纳进入零工经济的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性别工资差距可能随之变化。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领域，非正式雇佣加深了劳动后备军对工资的挤压效应，女性作为劳动力“蓄水池”，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明显；在家庭领域，不稳定收入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张。在上述两种效应下，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大于非零工经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演。劳动者“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指标表明，只有建立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才能真正推动零工经济成为“稳就业、保增长”的中坚力量。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分析：规模还是结构*

本文以35个主要工业行业为对象,实证分析了1991—2014年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演变过程。研究表明,规模和结构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规模因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始终较大,并且资本要素的规模变动效应明显超过劳动要素,而结构因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较低。工业内部的集中度在逐渐提高,工业增加值排名前十位的行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行业,反映了中国工业正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生态赤字税：绿色发展与税制改革*

本文在量化生态占用并评估生态价值基础上,提出运用税收实现超额生态占用价值补偿的税收方案,也称生态赤字税。根据税制生态化的改革思路,本文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生态赤字税和降低所得税的政策效应。本文研究发现：(1)在各税收方案中,生态赤字减少,就业增加,支持双重红利假说,全行业中间投入减少相对总产出减少更大,名义GDP保持增长;(2)实际GDP在生态赤字税基础上仅减少企业所得税的方案中下降,同时减少个人所得税则能实现增长,此时减税额低于生态赤字税收入;(3)在开征生态赤字税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较好,降低企业所得税在减少生态赤字方面较好,但降低企业所得税所减少的生态赤字价值低于降低个人所得税时劳动和资本增加值的提高。本文建议在完善生态占用核算基础上开征生态赤字税,并减轻所得税,促进经济增长由资源环境消耗转向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绿色发展。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 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2年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与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主要是经由消费渠道发生，而且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二是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当基本预算余额/潜在GDP小于临界值-0045 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凯恩斯效应。三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是居民消费需求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财政政策调整的组成成分与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不是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还有助于改善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操作效率和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