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与战略选择——基于浙江的考察

作为“产城人文”融合共生的新型空间组织，功能聚合对特色小镇的内涵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对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进行了属性分析，指出产业、文化、旅游、社区这四大功能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在关联性”直接影响了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度。面对特色小镇“功能不聚”“聚而不合”的现实困境，本文在成因分析基础上，结合浙江省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以“正向聚合+有机聚合”为核心的内在机理，并从“主业聚焦、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人才引领”四个方面思考了提升特色小镇功能“聚合力”的战略路径。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区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效率评价

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为基础,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本质及特征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区域“双创”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各地区“双创”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研究显示,目前各区域“双创”效率发展不均衡,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除个别地区达到1以外,其它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缺损。最后,根据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大小,对31个省市的“双创”效率进行四分图归纳,根据归纳结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双创”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南北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客观上，中美分别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其大国关系的实质乃中国对美“双重输出”：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对美输出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双方因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上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相向转型”--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而渐进向互斥竞争转化。处于对立矛盾却难以对抗的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依次转嫁“输入型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成本，近期需要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国家综合安全战略调整，使这种危机借助乡土社会实现软着陆。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中国金融70年:简要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制度较为完善、机制较为灵活、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充分和监管较为有效的金融体系；切实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以推进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和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三重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609个企业2 440个大型对外投资微观样本，全面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投资规模化的影响不大，但显著影响投资多元化。企业为了避免正式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风险，倾向于选择全资股权结构，但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并不受到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更为广泛。无论是正式制度差异还是非正式制度差异，均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失败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对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深度交流，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的经验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使用OECD STAN按行业和终端用途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分，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时间呈递减趋势。2006-2010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6%。在此基础上，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笔者计算出同期中国出口制成品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为美国创造了171万多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的就业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投资银行如何介入“债转股”

1999年我国仿照美国 RTC(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清理信托公司)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把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本经营。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全年同 66户国有企业签订了“债转股”协议,约有 834.63亿元债权将转化成股权。从这些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情况来看,“债转股”确实起到了放松长期以来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紧箍咒”--资产负债率较高问题。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会吸引农民回流吗*——基于CHIP数据库村级数据的分析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是否可以吸引农民回流？本文通过对CHIP数据库的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增加农村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提高农村生产率、帮助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吸引农民回流。本文建议加大财政对农村“增收”扶持力度，帮助集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融合一二三产业，拓展农民在农村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恢复财政“造血”功能。     

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     

对外贸易差额结构 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对外贸易的差额结构来展望“十二五”纲要中提出的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前景。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是伴随着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附加值很低,无法真正实现从根本上提升技术水平的目标。中国的产成品过于集中地出口到美国和欧盟,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为完成“十二五”纲要中的发展目标,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需要调整目前的贸易差额结构,既要努力实现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又要注意出口流向多元化,并且从根本上促进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在依靠国内市场的同时不能放弃对外贸易,并力争做到二者的协同发展。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