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代际转移动机理论述评

收入代际转移,即收入在家庭内不同代成员之间的转移,是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它主要包括父母在世时对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父母去世后留给子女的遗产。收入代际转移不但会改变父母和子女的消费支出和储蓄行为,而且会对政府的税收及转移支付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收入代际转移的研究系当前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热点问题。其中,对收入代际转移的动机的研究则又处于研究的核心地位。     

延迟退休年龄、代际收入转移与劳动力供给增长

本文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家庭内部存在代际收入转移和家庭生育时表现出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的背景下,利用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文章提出并检验了家庭代际收入转移程度受经济因素影响的假设,发现延迟退休年龄通过这一渠道影响了家庭生育时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对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如果相对于质量,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重视程度较小,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将降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率,提高质量的增长率。反之亦然。这意味着评估延迟退休年龄在长期下是否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宜只关注于数量或质量一个维度变化,而应综合二者可能存在的异向变动。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利用2008年河北农村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分析当前河北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子女的教育投入与老年人获取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影响因素。河北农村老年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初中水平,且存在性别、年龄别和地区差异。来自子女教育投入的养老回报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大。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得到的回报越高,体现了家庭中亲子抚养与赡养关系具有一定的互惠交换特征。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论文从农村成年子女个体层面的角度研究他们与老年父母间的经济交换在其整个中青年阶段的变动状况。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从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实现宏微观视角的整合,力求达到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发展动力机制的系统认识。借助纵贯调查数据,将代际经济交换的生理年龄效应、队列的历史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加以分解。结果证明了老年父母在代际交换当中经济福利有所提升,表现在增龄效应和宏观的历史效应两方面,三代家庭成员所处的生命阶段对代际经济交换水平具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     

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变迁与连续性

本文对比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河北保定和台湾城市中代际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以分析两个华人社会家庭生活模式的异同。作者认为,在保定,五十年代形成的一套制度惯例为大多数老年人提供了不错的保障,也培育了一个丰富的代际交往网络,父母和成年子女对它都很满意;子女帮助父母的模式以及塑造这种模式的微观制度,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同一时期的台湾相比,甚至还更加"现代"。     

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家庭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消除妇女儿童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实施积极的教育反贫战略,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     

老年居民对其子女住房贷款的代际支持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881个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年居民对其子女住房贷款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后发现:老年居民在对其子女房贷的代际支持决策时,会受到社会资本、房贷代际支持成本以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显著负向影响,也会受到子女反馈性支持的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居民个体层面的年龄、健康状况、农村居民户口等因素对子女房贷代际支持具有负向影响,而良好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拥有医疗保险、与子女分开居住等因素则具有正向影响;老年居民对其子女房贷的代际支持力度会因子女层面因素的异质性而发生显著不同的变化;处于紧密型和扶持型代际关系中的老年居民对其子女房贷有更大的代际支持力度.因此,适当拓宽老年居民社会资本渠道、适时健全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适度引导良好家风氛围建设等,有利于实现家庭养老功能对社会养老功能的辅助作用.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

代际收入传递性是影响个人工资或收入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代际收入弹性达到了0.4左右,换言之,社会收入的流动性仍然很低。父母收入影响成年孩子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文化资本和父母个性特征三个渠道进行传导。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拓宽了传统的公共教育政策。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公共教育水平的提升如何增强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FPS和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公共教育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仍处于较高水平。其次，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母；而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无需依赖父母。第三，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当公共教育水平较低时，公共教育无法发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调节作用。当公共教育处于中等水平时，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公共教育水平较高时，公共教育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最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提高公共教育水平、促进机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子女移居国外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分析

利用北京地区子女移居国外的老年人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采用改进的合作群体理论模型,分别从老人和子女角度综合考察了子女移居国外、其老年父母在国内居住的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子女移居国外减少了老人的日常照料;移民子女的代际关系存在向西方"接力模式"演变的趋势。留守国内的老年人对经济支持的需求得到满足,而获取日常照料的关键因素则是子女数量、居住关系以及子女的孝道意识;子女之间的分工按照资源配置最优原则和互惠原则进行,其中"养儿防老"模式被取代,女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我国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动机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方面,一般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并且父母的当期收入会影响到对子女当期教育的投资;父母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动机主要符合贷款合同模型,即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暗含后期回报的合同,这一合同主要通过家庭的某种内在机制和社会道德标准来执行的.基于这样的结论,笔者认为,为扩大父母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合理投资,国家应该建立健全教育方面的金融渠道,提供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贷款或保险,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的投资更加平滑.     

员工下岗、家庭资源与子女教育

企业改革导致下岗职工家庭经济收入迅速减少,从而对以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迄今这种宏观改革对微观福利的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本文使用CHNS1989—2011年数据,通过岗位调整和经济变动的双重标准剔除了提前退休、停薪留职和"下海"等类型职工对下岗职工识别的影响,就下岗职工对子女教育影响和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下岗职工对子女教育产生近-6.9%—-4.3%负面影响,其中1993—2000年这三个调查期父母下岗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最大。这种父母下岗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阶段的推迟而非终止。导致这种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相对贬值的内在机理,在于家庭资源减少直接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而家庭内部风险的代际传递和外部教育体制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影响程度。这为Becker(1994)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家庭资源影响子女教育的理论提供了中国的经验证据,说明良好的家庭经济资源是避免人力资本代际贬值的重要方面之一。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及影响因素:基于性别与代次的分析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处在不断变迁中.本文利用2018年"百村调查"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发现农民工家庭存在紧密型、传统型、接受型、亲近型和疏离型等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已经衍生发展出多种类型.其中,男性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传统型、疏离型关系;而新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接受型、亲近型关系,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疏离型关系.同时,人口流动特征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与代次差异,异地流动的男性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形成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低,但对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疏离型家庭代际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代际经济支持、养老金和挤出效应—以上海市为例

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选取上海市城市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养老金与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以及隐藏在代际经济支持背后的动机。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向不仅从子女向父母,还从父母向子女;代际经济支持会被养老金挤出,但不会被全部挤出;利他主义和交换是隐藏在代际经济支持背后的动机;挤出效应得到验证。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外流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子女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三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首先,农村老年人与其外出务工子女三代家庭的代际支持符合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老年父母,最有需要的老年父母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同住和生活照料帮助,老年父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其次,外出务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并没有影响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最后,文章指出了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促进剩余劳动力外流的启示.     

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多维度差异探究

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一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核心竞争力,考察其代际传递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与剖析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潜在问题。文章从全国选取685名学生的人力资本数据作为被试,就城乡、性别、职业三个维度分别探究认知能力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应。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代认知能力呈正向影响;女性子代相较男性子代受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影响更强烈;受教育时间更短的农村父母较受教育时间更长的城市父母拥有更显著的人力资本传递效应;从事于受教育时间最长的职业的父母对于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反之亦然。可见,更优质的认知能力资本并未有效传至子代,而相对较差的认知能力资本却有很强的传递效应,暴露出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与传递中存在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