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与劳动力就业难——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分析

本文利用结构偏差系数测算了我国1990-2006年产业-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并引入相关系数矩阵对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分析过程中,解答了"民工荒"与劳动力就业难并存的问题.本文认为,"民工荒"并不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枯竭"的信号,而是我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巨大偏差造成的问题.而劳动力就业难,主要是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吗——基于区域递归视角的经验验证

基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产出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提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可能存在四个命题,并从要素投入视角提出了劳动力流动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推动率"两个指标,最后从区域递归视角针对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效应的强弱性与显著性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表明,2000-2005年、2006-2011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推动率分别为0.84%、0.12%,远低于学界1.5%-1.72%的估算,即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弱正效应"而非"强正效应",而且这一效应会随地区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弱。     

产业经济学视角下的“民工荒”研究

本文从产业经济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民工荒"特点与中国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问题症结归于中国产业发展对低端劳动力需求旺盛导致的结果。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趋向老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唯有进行产业升级。企业在升级过程,一方面提升利润空间,高工资吸引劳动力以缓解"民工荒";另一方面,加强自动化,减弱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同时增强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     

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16年中国大陆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收敛态势,经济落后地区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要素流动呈现"资本向西,劳动力向东"的特点,资本要素流动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劳动力要素流动则导致了区域经济发散。制度的完善可能提升了资本要素流动的正向作用且减缓了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负向影响,并促使中国区域经济由发散走向收敛。     

劳动力优势削弱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方式研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垂直分工。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减少,以及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工资水平上涨,削弱了传统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为此,探讨在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路径成为必要。文章在阐述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变动及其对传统国际分工的影响,提出了通过"转型"和"突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的建议。     

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合力模型”的构建

在借鉴"推-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全过程出发,构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合力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经过多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民劳动力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已占有很大比例。农村劳动力能否向城镇有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测算模型,利用统计数据测算出四川省2000~201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弱协调"与"协调"之间的状态。并且分析了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文章利用201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指标及基于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的"Bartik工具变量",从多维视角有效识别了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降低了当地15-64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1000美元/人,当地劳动力就业概率则下降3.7％.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制造业和雇员就业概率下降,而服务业和自雇身份就业概率则上升,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继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来推动就业调整;而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冲击.另外,基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求职表现的研究进一步为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化解贸易风险和深入推进就业优先的双重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幸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使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评估了主观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同时,幸福感上升增加了劳动力享有的"关系"等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了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是幸福感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主要机制。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转型,可能不仅不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反而可能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看怎样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关系着每个国人的切身利益,从广大的劳动力入手终结廉价劳动力,是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有效方法。"十二五"提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推动作用。这种以"重民生"为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贸易开放与工资差距的关系——基于劳动力市场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将样本期1993-2008年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贸易开放收入分配效应,并采用省际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贸易开放与行业间工资差距在整个时期内表现为倒"U"型关系,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贸易开放显著缓解了工资不平等。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供给与劳动力比较优势

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能否持续、如何挖掘与升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科学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实现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强化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与升华的效应,进一步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容"的效应.为此,中国政府需要结合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扮演积极的角色,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挖掘和提升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     

日本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由"中国—日本商会"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2年白皮书》显示,2011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49.6%,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78.3%。该商会会长小关秀一表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消失,在华的日本企业因此迎来拐点,但中国作为市场本身的潜力越来越大,中国人的购买力不断增强。这就是从整体看     

"十一五"贵州扶贫开发"一体两翼"战略的总体评价

以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国家根据扶贫开发形势变化,确定了"一体两翼"战略.贵州按照"一体两翼"战略的要求,将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列为扶贫开发三项重点工作并作了全面的部署.文章客观评价了贵州省"十一五"期间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能促进产业转移吗?

文章综合发展经济学Lewi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模型,构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转移的空间经济模型,根据2005-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和2010-2012年河南省109个县两个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和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产业转移效应.研究表明:(1)当前针对"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补贴政策并无"产业转移效应",而存在"城市化效应".(2)"就地转移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同样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而其"城市化效应"更强;唯有针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在区域一体化水平突破 "门槛值"时才有"产业转移效应".文章研究的重要启示是:中西部地区若以促进城市化为目的,选择"就地转移劳动力"补贴更有效;而若以吸引产业转移为目的,则一方面需要针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劳动力培训进行补贴,另一方面需要着重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同时,若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产业转移效应,则需要改变现有的培训补贴方式,由向政府培训提供补贴转为向企业培训提供补贴.     

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目标模式定位

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与经验,充分考虑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吸收理论界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目标模式的合理内核,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目标模式应当定位为:建立劳动力资源商品化、劳动力市场机制健全化、劳动力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化、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化、劳动关系和谐化的"五化"劳动力市场。     

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资决定模型与人口流动 --当前"民工荒"现象分析

近年来,国内各地区不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已经凸现出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基于此,文章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工资决定过程的理论探讨,得到关于劳动力在二元结构中的流动条件、均衡条件等理论结果.     

劳动密集型与非城市化转移:中国农村工业模式解析

中国的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1.4亿多农民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同时,却没有离开农村地区,因而显示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转移和工业化路径:其一是城市化,其二是发展农村工业。中国农村工业的高度发达不仅得益于改革和制度创新,也得益于农村要素市场所具有的广度和厚度——既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存在着资本市场和隐性土地市场。但由于农村工业多数属于"技术短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汇率和劳动力成本的改变,农村工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得农村工业这种廉价劳动力转移模式又具有了浅化和不稳定性质。未来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还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乡的选择偏好。     

次级劳动力市场视阈下的中国就业问题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传统的城乡分割外,还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西方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一级、次级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着自己的特点,特别是作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就业核心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更呈现出新的变化。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别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以及一级、次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性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义重大。     

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积累了知识,并在流动中使之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农民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依托特有的流动方式得以延伸,降低了农民获取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在城市生存的交易费用."农民工"的非正规学习及其知识普及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成为中国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