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研究

政府有效的减贫政策需要考虑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要求财政支出分权,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求财政收入集权,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提供均衡的减贫支出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模式更适应于政府的减贫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标志,可以分为完全财政分权和部分财政分权两个时期,通过实证研究对比两种模式下政府的减贫绩效,部分财政分权优于完全财政分权.     

雾霾污染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视角,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对雾霾污染的作用.静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权衡自身的环境规制收益与成本进行策略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中央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竞争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肯定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对治理雾霾污染的积极效果.为此,应继续完善并加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明确清晰的责权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治污减排目标和监管考核办法.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竞赛"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财政分权绩效评析

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确定了我国垂直的政治集权制与经济分权制相结合的财税制度即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制改变了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减少了政府与群众的信息不对称并在其施行的十余年里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在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下地方政府为了做成"漂亮的业绩"而相互竞争,产生地方保护、市场割据等一系列经济扭曲。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说明并试图找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我国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

环境污染是公共物品供应不足与公共治理缺乏效率的表现,它与中国现有的分权体制有密切联系。一方面,财政分权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之一,而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纂种必然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式财政分权改变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政治集权下的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必然会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环境领域。为什么我国在软性公共物品（如环境保护）上的投入有限并缺乏效率？中国式财政分权是怎样影响环境污染的？中间的传导机制如何？这些问题都将是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解决的内容。     

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

财政分权改革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多次财政分权改革,特别是19 9 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要调整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就必须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边界,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美国,法国,日本财政体制的比较及借鉴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旨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比较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搞好我国的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一、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 美国、法国、日本财政体制,分别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分权型、集权型和集权与分权结合型财政体制的代表。无论其在具体运作上存在多大差异,至少在运行模式上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     

地区差距、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

本文根据中国28个省区市1978-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总量和人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以Brennan和Buchanan(1980)与Oates-Wallis's(1988)的财政分权假设和共谋假设为基础,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及政府共谋程度的提高都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     

中国式分权下的FDI竞争与环境规制

中国式分权的独特内涵在于经济分权同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与FDI流入间的关系,并利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推断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政治集权下主要基于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具有"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特性.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市场产权关系模型构建

政府主体之间不仅存在政府和市场边界如何划分的问题,还存在在政府主体间的各自市场"势力范围"如何划分的问题。本文利用几何学原理,尝试建立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市场产权关系模型,并求出中央与地方政府主体之间合理划分的市场产权的边界值,进而作为评判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类型的标准及评判其分权是否合理的依据。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税权高度集中,地方处于从属地位;划分权限的规范效力太低,缺乏制度保障;中央对地方的事权可随意调整;出现利益驱使下的恶性竞争等方面。我国亟需从国情出发,克服零敲碎打式的制度修补,应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逐步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适度集权,适度分权;从法律角度对权力进行规制等方面入手,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步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财政分权对地方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

通常认为,政府科技投入具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属性,属于消费性支出的范畴,因而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但本文利用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能够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水平,表明科技创新实际上具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属性,属于生产性支出的范畴。为了更好地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科技分工;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     

财政怪圈现象研究

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但始终没有跳出集权一分权一集权的循环往复,并且财政体制改革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     

参与式预算影响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政治集权而经济分权的垂直控制体制下,如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在政府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一直是政府治理的热点问题。参与式预算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责任机制,本文利用2002—2009年浙江省台州市72个乡镇的面板数据,首次实证检验了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参与式预算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降低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基层政府治理的政策建议。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集权与分权在社会保障中的应用

社会保障的顺利实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非常重要一个环节是厘清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划分尚存很多模糊之处,对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和长远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对国家社会保障事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就显的尤为重要,而集权与分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应用能够为其提供具体的思路与路径。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研究综述

有关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特征,以及不同公共品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关系,得出地方政府偏好基础设施类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而轻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现实中,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目标的差异、地方政府扩张预算外收入的策略性行为、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行政管理支出的扩张、腐败等因素都影响公共品的供给。     

建立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的问题探讨

本文基于对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系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产权结构的形成及其特点,从内生角度着重通过揭示契约、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三者的关系和演化,对有效财政分权体系建立的合理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财政分权与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

一般认为,财政分权是不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但只要措施得当,在财政分权改革中使宏观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并不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前的分权改革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的财政分权却并没有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从稳定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我国下一步财政分权改革的关键在于是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对地方公债进行监管可能是在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与保持宏现经济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的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     

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债务风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问题持续引起各界关注.本文从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与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出发,结合"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观点,通过31个样本国家200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改革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的影响,并分别检验了不同综合治理水平国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一国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政府债务风险增长水平越高;(2)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记账基础改革在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共同作用下,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落实并细化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进程,确保政府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构建债务管理和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衔接机制,全面反映政府财力结构和科学核算财政来源,完善财政资金约束制度体系;结合国际通用债务负担指标,科学设计政府财政纪律标准,积极推进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披露公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