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分为数量型中介指标和价格型中介指标两类,中介指标是连接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桥梁,通过中介指标监管部门可以提前判断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而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因此,中介指标的选择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越来越低,而以利率作为金融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我国开始考虑向价格型中介指标过渡。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金融创新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运行现状,并进一步探讨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影响,得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面临的困境,并给出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是有关货币的政策,是货币当局利用货币供给来实现既定目标的政策。本文介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内容。从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自由准备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的数量型目标;从利率、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等两个方面阐述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的价格型目标的内容。     

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及启示

为摆脱金融危机导致的通货紧缩阴霾,2001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首次被迫将以利率调整为主的价格型货币调控方式转变为量化宽松的数量型货币调控方式,那轮危机时期日本央行以经常帐户余额为中间操作目标,并根据危机冲击演变程度不断调整该目标。到目前为止,虽然学术界尚未对“定量宽松”给出一个标准统一定义,但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已被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视为对抗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一种有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     

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时变反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冲击的响应动态,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而且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时变反应规律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能力较差,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冲击的反应时滞表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但在反应强度上有所减弱。所以,现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运用可以有效弥补其指标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等方面的差异和不足。     

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及启示

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是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中间性变量。货币政策工具最终能否有效达到最终目标 ,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合理确定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回顾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选择的演变 ,将有助于设计出最符合中国现实的中间目标。我国应完善货币供应量指标 ,建立起以利率为主 ,监控货币供应量与汇率等指标的中间目标体系     

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基于微观银行学框架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将互联网金融对居民资产选择及存款供给的影响引入微观银行学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增强了银行存贷款规模及利率对银行同业市场利率的敏感性,提高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剧了狭义货币乘数的波动,增加了广义货币供应量,降低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速度.同时,本文利用互联网金融、中国人民银行及银行间市场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     

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运行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手段,虽然1998年我国就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制度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但对价格机制的作用重视度不够。本文从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出发,结合时事介绍利率走廊机制的发展背景,提出传统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针对性地提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将详细介绍利率走廊运行机制;对中国目前利率走廊机制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并在揭示出利率走廊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     

浅析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争论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货币传导机制上争论颇多，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以利率作为货币传导机制，而现代货币主义则主张以货币供给量取代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水平主义则认为货币供给曲线不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所假定的垂线，而是一条水平线。因为中央银行控制不住货币供给量，所以他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只能是利率。我国的传导机制必然要向利率转轨。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未来选择

自1996年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货币供应量在指标可控性、可测性和与最终目标相关度上,与当初的预期相差甚远。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是不得不进行认真审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未来我国可以采用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外汇管理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与利率期限结构的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三因子,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代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比代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对利率期限结构起到更大的作用,建议促进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手段。     

中国单一货币供给规则

中国货币供应量和经济目标相关程度高,具有较好的可测性、可控性;在中国实行有规则、透明度高、连贯性强的单一货币规则是可行的;严格执行货币供给量与相关经济目标挂钩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确保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     

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有效性研究

本文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目标货币供给量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得出结论:货币供给量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同样不存在任一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所以,在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单纯使用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是无效的。     

零利率下限约束、宏观经济波动与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

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引发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广泛讨论。本文构建包含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据以系统比较存在和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形下宏观经济波动异质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差异。研究发现,总需求下降时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产出下降和通缩程度更为严重;总供给下降不会引致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以致宏观经济波动演变无明显差异;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央行数量型调控的有效性显著降低,价格型调控则完全失效。本文认为考虑零利率下限约束的建模更宜刻画现实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效力,忽视零利率下限约束会对宏观经济预判和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认识产生偏误;需求低迷环境下"数量型调控为主、价格型调控为辅"的政策组合仍为央行合意的货币调控范式,央行须更加关注降低实际资金利率;政府应注重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与货币政策发挥有效政策合力,促使实体经济趋稳高质发展以摆脱利率下限约束困境。     

我国货币政策路径依赖与建议

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我国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在操控货币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时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即偏重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要实现"控物价"、"促增长"的双重政策目标,就必须跳出过分依赖准备金率调整的窠臼及传统投融资体制的约束,进一步增强价格型工具的作用,组合使用货币、财政、投资、产业、就业政策,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后,为适应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战略,货币供给方式和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以对冲外汇占款为基础转向以国内资本因素为基础,并开始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流动性。本文在对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并采用VAR模型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因而在政策运用中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以期取得最优执行效果。     

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利率的VAR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5—2022年的月度数据,选用广义货币供应量、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及股票市场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建立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来分析探讨货币政策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和货币利率对股票价格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参考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发挥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等建议,以供参考。     

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不能同时作为中介指标的原因

为调整宏观经济的运行,中国采取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调整其运行状况,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处于最终目标和操作指标之间,不同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执行会产生不同宏观经济效果,央行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式实行相应的政策,其中,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远期中介指标,发挥着不同作用,研究发现,央行不能两者并行,否则会产生负面作用。     

浅析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本文首先回顾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所采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就在国内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还是以利率或其他指标作为中介目标这一分岐进行论述。笔者认为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应该既盯住通货膨胀率,又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同时还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不断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好的货币政策目标的中介变量。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分析

1996年以来,我国一直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少学者认为货币供应量由于可控性较差而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中介目标来作用于最终目标,应该以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取而代之。文章回顾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最后认为我国现阶段仍应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G20国家差异化金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传导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构建金融条件指数(FCI),度量G20主要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而建立以FCI为转移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在内的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以研究G20成员国及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大;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仅在不同金融状况下表现出非对称性,也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当金融状况低迷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对产出表现为正向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新兴经济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当金融状况一般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估计系数更易平滑转移,说明此时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不确定性;当金融状况良好时,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而新兴经济体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存在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