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不确定性与现金价值

本文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性指标体系,系统研究投资者对企业现金价值的评价问题.研究证实综合治理水平与不确定性对现金价值影响显著;高治理效率公司的现金价值高于低治理效率公司的现金价值,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支付流动性溢价;企业持有现金的投资缓冲功能使得受融资约束公司比不受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价值高.经验分析表明,优化企业治理机制、畅通融资渠道有利于减少现金占用,提高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的风险应对能力.     

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述评

公司治理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现金股利既有可能是公司治理改善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公司治理的替代机制。本文回顾了公司治理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两类代理模型，从广义的公司治理角度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经验证据，总结了该领域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股权集中度视角下高管团队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用于再投资的决策问题,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了高管团队特征(规模、年龄、性别、学历背景)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团队的规模越大、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表明企业管理团队人数越多,年龄越大,越容易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而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现金股利分配率。说明更高学历的管理层认为,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才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股利支付水平。男性管理层和女性管理者对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管理者的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会被弱化。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会显著削弱管理者特征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该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管理团队的合理配置提出可以借鉴的依据以及实证结果的支持。     

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具有正向影响,即高管有从军经历的企业持有了更多的现金;国有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均会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高管从军经历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传导路径发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选择进攻型战略,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以及企业创新与企业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该结论有助于理解高管个人经历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公司持有现金行为的理论与证据:争论和进展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公司制企业持有现金及等价物数量大幅上升的现象。这种货币需求模式的变化对于货币政策影响很大。同时,该变化与传统理论的矛盾也从理论层面对探讨公司制企业现金持有动机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对文献的概述,本文总结出了一个自洽的分析公司持有现金的理论框架。首先,依据相关文献的讨论,本文发现公司持有的现金不能被看成负向负债,而是应该视为一种融资途径。因此,公司持有现金的分析与企业的融资理论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现有相关研究划分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代理动机"三个部分。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公司持有现金理论的最新研究,发现探讨公司三类持现动机的特征变化和影响因素正成为该理论的发展方向。     

现金股利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信号传递性研究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财务界未解之谜之一,备受理论与实务界关注。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研究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能否传达出公司的业绩状况。研究选用了符合样本条件的上市公司红利分配情况与经营业绩数据,分别从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两个方面观察对企业业绩状况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现金股利发放水平与企业业绩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每股现金股利越高,企业绩效就越好。而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却不一定有绩效优势。     

用友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用友公司为样本,采用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法,对用友公司自上市以来的现金股利政策数据进行检验,分析了影响用友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制定的因素。并对用友公司选择高现金的股利政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用友公司现行的股利政策适合目前公司的发展,但是为了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用友公司应该坚持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并行的股利政策。     

现金股利支付实证研究

借助EViews软件对2009-2010年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进行实证研究，进行了F检验及相关性分析，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公司分配现金股利模型中是否公司的分配给每个股东的现金股利呈下降的趋势。     

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热点问题,如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企业现金持有、企业代理成本、国家控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将其研究观点综述如下。一、公司治理与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近年来,国外对公司治理的研究的焦点从最初的对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研     

网络平台互动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来自交易所互动平台的证据

以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为背景，针对企业的资金配置问题，利用2010-2020年深交所“互动易”和上交所“上证e互动”中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问答数据，从融资效应与治理效应的双重视角考察网络平台互动式沟通的数量特征和质量内涵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高数量和高质量的网络平台互动能够提升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其次，网络平台互动对公司现金持有的促进作用主要是治理效应而非融资效应，具体表现为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与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对企业所持现金的无效损耗而产生的现金回流。再者，网络平台互动提高公司现金持有的治理效应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信息环境差的公司以及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网络平台互动可促使企业将增持现金用于创新、分红及慈善活动，改善资金再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现金持有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研究

最近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企业资金面临着巨大压力。企业持有现金主要源于预防和交易动机,然而预防动机的特性决定了其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难以直观体现,因而目前鲜有研究对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进行直接检验。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冲击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考察不同现金持有水平的企业在面临危机冲击的市场反应,发现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事件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为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而且,当公司受疫情冲击程度越大时,二者之间正相关关系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在企业现金流压力大以及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更加凸显。本研究丰富了已有关于现金持有预防价值的相关文献,并对政府与企业应采取何种举措以应对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启示。     

用友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用友公司为样本,采用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法,对用友公司自上市以来的现金股利政策数据进行检验,分析了影响用友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制定的因素.并对用友公司选择高现金的股利政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用友公司现行的股利政策适合目前公司的发展,但是为了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用友公司应该坚持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并行的股利政策.     

制度背景、股权性质与公司持有现金价值

本文借鉴Fama和French(1998)经典企业价值回归模型的思想,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市场价值。结果表明,就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而言,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小于账面价值。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受公司股权性质的影响,公司的国有股权性质降低了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本文从公司持有现金价值的视角进一步说明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偏低,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严重,也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与掏空行为提供了证据。     

公司高额持有现金的投资效率研究

以中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额持有现金的公司显著表现出了投资不足的高度无效率投资行为.以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研究视角,为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无效率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透过现金流量表来看公司的价值

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果由于没有现金而缺乏购买与支付能力是致命的，这体现了现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对一个投资者来说，更亟需了解企业的现金流量信息来判断公司的经营水平，是否具备投资价值。在实际操作中，透过现金流量表来分析现金流量及其结构，可以了解企业现金的来龙去脉和现金收支构成，评价企业经营状况、创现能力、筹资能力和资金实力。     

现金持有与宏观经济因素的传导机制——兼对现金持有理论的一个综述

企业现金持有研究主要关注微观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运行中内生因素和微观基础越来越受到重视,公司金融领域对现金持有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了宏观经济传导机制层面的考察,且这一方向已经展示出对现实世界更强的解释力和未来广阔的研究前景。本文在对现金持有理论溯源、比较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研究这一最新进展之主要方法和结论。最后,以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例,分析了我国现行制度背景下,宏观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的传导机制。     

社会性负担、融资约束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1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现金持有的视角,考察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高,企业现金持有比例越低,这种影响在非政治关联的企业和失业率较高的地区里更为显著。对社会性负担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机理和具体机制的分析验证了社会性负担能够降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社会性负担越高的公司,能够获得越多的政府补助;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能够提高企业银行贷款能力,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但进一步分析发现,承担较高社会性负担的民营企业在加强资本投资的同时,投资-业绩敏感性下降,即在获得融资便利之后进行的更多是无效投资。由此得出社会性负担扭曲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激励机制,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     

从围观到入场:市场化债转股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基于2016年逐步开展的市场化债转股,本文使用多期PSM-DID办法,考察了市场化债转股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债转股的公司显著提高了其现金股利水平,且在考虑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就机制而言,债转股实施机构通过向企业施加一定的监督压力,提升企业信息质量以抑制内部人利益侵占等行为,进而增加了现金股利;文章还发现在内外监督强度较弱、轻度财务困境以及法律环境较差的公司内,债转股对股利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补充了上市公司债转股之后的财务行为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信息质量的实证检验。     

公司治理、政府控制与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从公司内部治理安排与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产权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呈“倒U”型关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银行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相比,政府控制的企业持有较少的现金;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持有的现金越多;企业的成长性、银行债务、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特别地,本文提供了与公有产权相伴的“政治关系”在司法体系薄弱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