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江苏省区域经济失衡的投资因素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也在扩大,而且这种趋势至今还没有改变。从投资的角度,运用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因素是江苏区域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扩大落后地区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促进民间投资等,以尽快实现江苏区域经济均衡增长。     

天津市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对天津市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天津市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巨大，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相对弹性最大，积极作用最为显著；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次之，而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据此提出要客观评价天津市经济发展阶段，注重天津市公共设施建设，同时要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效益。     

政府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比较———基于门槛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构造门槛回归实证检验模型,采用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的数据,验证了各地区政府公共投资存在门槛效应及Ａｒｍｅｙ曲线关系。研究指出,东、中、西部最佳公共投资规模应分别为各地区ＧＤＰ的13.947%、21.557%、32.666%,政府公共投资的规模超过最佳公共投资规模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整体而言,东部地区政府公共投资过剩,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投资不足。因此,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利用资金,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中部地区应适度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控制公共投资规模不超过门槛值,同时也应注重资金的合理配置,提高投资的效益;西部地区需要大幅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为了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结论是: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文章将腐败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腐败与公共投资等三个大的问题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文章的结论指出,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西部地区则递次减少。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保持一致，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东道主生产效率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成立，在中部地区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扩展东道主生产边界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不成立，在中部不显著。     

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区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沿袭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对LS模型进行拓展后深入研究了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区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当存在拥挤效应时,改善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将经济从经济增长率高、产业集中度低和收入差异小的均衡推向经济增长率低、产业集中度高和收入差异大的均衡;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更有效,因为改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这说明促进技术扩散并降低拥挤成本效应的政策才是最优区域经济政策.     

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都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而且入世后较入世前更加显著。我国应继续遵循自己的路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     

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首先指出传统的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和动态生产函数方法在实证研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长期内,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公共投资的贡献更大。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很显著。经济增长对私人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最后,笔者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区域差异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采用1996～2002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投资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各有不同,差别较大,东部最为明显,而中西部明显偏低.目前,产生教育投资效应区域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在各区域投资规模和结构的不同.     

高速公路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通过对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状况 的总结,分析了高速公路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滞延性研究——以公路建设为案例

为有效揭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滞延性,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建立三阶滞后PVAR模型,对中国31个省级单位1994～2004年的公路投资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具有显著的滞延性;同时我们发现,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多重的和多样的,两者间的基本关系是"非对称互动关系"。在对二者滞延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流程图,并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投资决策提出了建议。     

东盟五国财政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东盟五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则显示,除新加坡之外的四个国家,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仅体现为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财政教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其反向关系则不成立。由此可见,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在这几个国家更多的体现为教育投资随着国民收入的增...     

新增长理论中的公共投资：研究综述

在新增长理论的视角下，一些传统上被视为公共消费的支出，如政府在教育、研究开发以及法制建设等领域的支出，更适合于看作是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投资。基于此，一系列新增长模型隐含地或明确地分析了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突出强调了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及其同私人部门投资的互补性。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新增长模型的理论预言进行了检验。新增长理论的进展为解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新的见解，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兼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本文利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数据资料,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产出进行协整建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产出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公共投资对于产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公共投资对产出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在短期具有挤进效应,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不过两种效应都比较弱。实证分析的结果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在于：进一步增加公共投资的资本存量,这是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增加公共投资总量的同时,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公共投资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