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成本:长三角产业分布新格局的决定因素考察

商务成本的增长具有内生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务成本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传统理论认为中国要降低商务成本,发挥比较优势的观点有一定片面性。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对商务成本的内在构成,即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程度不同。基于不同商务成本构成的差异,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内协同定位,最终形成了地区内产业分布的新格局,即中心城市集聚大量的生产者服务业,而外围则是大量的制造业集聚。这种空间的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长三角地区上海和南京、苏州、无锡和南通等城市的商务成本和产业分布格局的现状证实了这个结论。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与行业差异——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长三角两省一市1985-2010年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为依据,对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仅生产者服务业整体上对制造业具有支撑作用,而且生产者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也与制造业相互影响,但由于发展水平和行业特性不同,影响程度又有差异。并据此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例

技术创新是推进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科技投入的有力支撑.基于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投入直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了两产业协同集聚,即技术创新在政府科技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高效分配科技投入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地区专业化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长三角与京津冀比较的实证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产值增长的波动较大,增速明显下滑,并且长三角地区各省份制造业的增长态势及其规模的差异很大。该文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同京津冀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区域竞争优势。但是,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上海,其制造业转型升级层次低、转型升级速度慢,与北京的差距较大。上海的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而且长三角其他省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头较弱。该文对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已进入由梯度转移为主向城市功能转变为主的产业合作新阶段。但是与京津冀相比,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各省市间制造业结构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也不及京津冀地区,无法分享伴随专业化分工协作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不过长三角区域内各省市间形成了互补性较好的专业化优势产业发展格局。伴随着国内外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化,发挥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地区专业化的双重支撑作用是长三角各省份未来协同发展的关键。     

长三角制造业转移与集聚效应探究——基于HC指数实证分析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基地,本文以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为基础,从动态视角分析研究2002、2006、2010年上海、浙江等地27个细分产业转移变化,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研究该区域集聚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部分省市集聚水平正在降低,上海制造业向高技术含量、高创新效率方向发展,在其产业转移中,高消耗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浙江主要承接对象,长三角存在集聚特点。最后笔者从资源配置、环境改善及产业发展调整,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教育体制改革与人才流动等方面提出促进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对策。     

长三角与京津冀科技服务业集聚特征比较

当前我国提出将上海、北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服务业在科创中心产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发展好科技服务业对建设科创中心意义重大。与此同时,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建设科创中心可以依托的重要腹地,通过实证方法,对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与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大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就两地区科技服务业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集聚提出相关建议。     

长三角区域信息服务业发展研究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先区域,区内信息服务业各环节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与服务联盟,表现出极大的经济活力。本文试图从研究长三角信息服务产业集聚的状况,找出影响信息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原因,这对于我国优化信息服务业产业空间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本文以我国长三角信息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结合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通过对长三角区域信息服务业发展和集聚现状分析,探究影响我国长三角区域信息服务业集聚的因素。认为要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扶持作用、完善信息服务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以及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来提升长三角地区信息服务业集聚水平,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内在机理。基于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江苏、上海和浙江三地区影响程度不同。作为长三角的中心,上海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不仅仅为了本地区服务,其服务范围更多地扩散到周边地区,从而加速了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与制造业区位的协同定位效应——基于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与制造业具有投入产出的上下游关系。本文以垂直关联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与制造业区位选择在空间维度上的互动关系。并以长三角地区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例,通过建立两方程联立模型,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区位分布上存在协同定位关系即二者在区位决定上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长三角范围内,制造业区位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相互影响作用由于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此决定了不同城市产业发展顺序的差异。大城市要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在中小城市应首先发展制造业集聚,并以此来吸引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而实现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基于政府规制视角的理论阐述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进步,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政府视角为切入点,提出拉动内需根本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的积极介入与扶植,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与质量,形成生产者服务业有效集聚,利用产业集聚凝聚竞争力,最终将完成产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针对中国地区经济现状的差异,从分地区协调发展角度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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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