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农民工创业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论纲

中国转型时期农民工创业受到政府重视但理论关注不足.依据创业网络研究的前沿理论,构建以中国转型时期为背景、以创业企业的网络化成长为主线、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对象的中国转型时期农民工创业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框架,可以为丰富创业理论,推动中国创业实践发展提供方法论基础.     

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的演化博弈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政府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为前提,通过构建农民工与企业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模型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系统演化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政府积极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会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发生。     

中国农民工培训：经验与反思

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极大地改善个人的工作条件并大幅增加个人福利水平,这已成为政府与大多数农民工的共识。中国各方,特别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并相继出台了多种政策和措施推进该项工作。多年的实践取得很大成效,但近十年的农民工培训工作还是值得反思。     

城市农民工健康保障的缺失与弥补对策——以苏州市为例

一个时期以来,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与生活境遇,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其中,农民工的健康保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不仅关系着农民工自身及家人的福利,也关系着城市人的福利,另外还关系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企业、职工和政府合谋逃避参保的动机——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分析

企业、职工和政府三方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各方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基于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企业、职工和政府的博弈行为,研究了三方合谋逃避参保的动机。结果显示,三方合谋逃避参保的概率与企业盈利水平、社保缴费率、社保福利水平以及政府监管成本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的社保缴费水平超出了企业承受能力和职工自社会保障中获得的收益时,那么该地区中的企业、职工和地方政府都将缺乏参与动机,三方合谋逃避参保的概率就会上升,而简单依靠加大征缴力度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制度经济学:一个创新性公共财政实践——以浙江瑞安“教育助学凭证制度“为例

基础教育发展由"非均衡"到"均衡"转型的重要瓶颈,是教育城乡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干预及其相应制度扭曲,是造成当前城乡教育发展不均以及经费统筹与使用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政府有责任对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一种自由与公平的教育制度博弈平台和制度博弈机制。瑞安实施的"教育助学凭证"作为一种创新性公共财政制度安排,给国家从根本上解决县域贫困生弱势群体以及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资助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农民工问题略论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却未能很好的得到保护。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问题,积极解决农民工问题。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中政府与企业的一个博弈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出台,基于政府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国企在一定时期内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分红与否是国家和企业利益和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也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一种博弈.为了追求相应的目标,政府面临的选择是:分与不分;企业面临的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或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针对双方在博弈中做出最优的选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双层次博弈模型——以企业为中心的群体内外博弈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向,然而"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影响的存在给生态经济的推行带来了困难。通过构筑政府与企业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得出纳什均衡点,进而将均衡点引入企业间博弈,从而搭建起生态经济发展的双层次博弈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加大对企业的补贴、提高投机的惩罚力度,有利于鼓励企业实施生态经济生产模式,而生态经济模式的额外成本却阻碍生态经济的推行。同时,通过企业群体内博弈分析表明:公众监督奖惩机制会对博弈参数影响生态经济的推行造成干扰,在公众监督对企业的综合奖励影响高于惩罚时,关键参数对推进生态经济的实施具有正面作用,反之则起负面作用。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 “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模式的比较--基于斯塔克尔伯格产量竞争的研究

封闭经济中有一个领导企业和多个跟随企业,且领导企业低碳技术自主研发效率较高,可选择的研发模式有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通过构建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政府设定碳税税率、企业确定研发水平和产量水平的博弈模型,比较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变化,发现较之于研发竞争,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均不会发生变化;若自主研发成果可以在企业之间溢出,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较多、领导企业利润较低、国家福利较高,跟随企业利润是否会下降要视跟随企业数目和自主研发效率、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而定。     

开放条件下R＆D政策的福利分析

本文在引入国外企业竞争压力和本国政府政策的情形下,构建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对不同R&D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选择最优福利水平的R&D政策。文章最终的结论是: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进行R&D的合作,但禁止企业在研发合作阶段之后的产品市场进行共谋,这种政策行为是最优的。     

低碳模式下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利益演化研究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愈加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普遍共识。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依赖技术改进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则要政府主导、金融先行,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本文用博弈理论,建立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低碳模式下金融机构是否贷款与中小微企业是否守约的演化过程,进而提出了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业的改进策略。同时也建立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从而对政府部门也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与集群企业创新行为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探究地方政府和集群企业的博弈过程,本文在分析政府和企业不同策略下的各自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研究了政企双方的博弈关系。结果显示：集群企业实施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地方政府对集群企业是否实施创新的奖罚力度,都直接影响博弈结果;地方政府和企业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进化稳定策略。地方政府和集群企业为了获得长远利益,地方政府会不断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和破坏环境的企业加大惩治力度,并不断加强公共技术平台的建设以鼓励和引导集群企业创新,实现双方长期共赢。     

垄断企业网络外部性产品定价策略研究

垄断企业网络外部性产品定价策略的博弈分析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一个两期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设定,本文对生产和销售网络外部性产品的垄断企业采取先低后高定价策略的内在机理和福利效果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     

近现代西方民生思想及其制度安排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民生理论偏重于民权,而同一时期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们的民生理论则偏重于社会保障。以民生为重点的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主要特色是：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保障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和政府公共政策群来实现和保证;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和普适性;福利开支基本上由企业和政府负担;保障项目齐全;保障目的是维持社会成员一定标准的生活质量。     

中国新阶段转型动力探源——30年改革的理论反思

中国转型的演进可以从改革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思路的角度进行分析。激励机制的转型是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社会博弈的推进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动力和阻力的较量。政府是推动中国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但政府作用的局限也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在新阶段转型的过程既是一个政府推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完善自身建设的过程。     

转型时期我国的地方市场分割:基于博弈论的分析及对策

地方政府竞争是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所选择的一项制度安排，而地方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竞争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地方市场分割是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一种理性行为，但导致了一种“囚徒困境”式的竞争悖论。改变博弈规则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函数或引入不确定性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浙江省969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企业薪酬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