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背景下中日韩三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日韩三国是RCEP框架内重要经济体,都是东亚制造业大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价值。通过2010—2022年间三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比分析发现：相对日韩而言,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巨大、增长速度快,2020年以来已实现顺差且规模不断增加;电信服务竞争力显著提升,加工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运输服务世界占比上升。为进一步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国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的同时,可通过发展集群式价值网络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挥数字经济活力与潜力,推进RCEP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和发展水平,以满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更高需求。     

生产性服务效率、中间投入变化与中国制造企业生产率

通过使用中国服务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服务行业从投入效率与投入变化两个角度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影响制造企业生产率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投入效率的提高对中国制造企业生产率均产生正向促进效应(除教育服务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对较高生产率制造企业所产生的生产率促进效应更明显;随着高技术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增加,其对制造企业生产率的正向促进效应增强,而随着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增加,其对制造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或者被削弱;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增加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生产率,却抑制了西部地区制造企业生产率。     

流通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及其渠道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流通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渠道,并基于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流通业专业化发展促进了制造业效率的提升,现代流通业的生产性服务功能逐步显现。制造企业规模与流通业对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作用负相关,促进制造企业商贸服务外包有利于发挥流通业对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作用。制度环境的完善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挥流通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模式会影响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吗？

文章在测算出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程度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首次深入剖析集聚模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时间异质性和距离异质性视角刻画上述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的协同集聚则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冲击,这一负向冲击主要产生于2012年后;其次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大于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正向作用的显著性上限为300公里,地理距离对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正向效应的制约力则不显著;最后就业密集度、人力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提升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不显著,中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持续提升还有赖于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技术进步。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到何程度——基于2010-2014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与国别比较

本文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单向融合度、综合融合度和融合互动度指数,并将产业部门按照技术密集度进行分类,测度产业融合的程度。结合"微笑曲线"和价值链理论,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越高或者制造业贡献度越低,越有利于产业升级。对融合度指标进行国内外对比,结果表明: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生产中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过低;生产性服务业过度依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低技术部门影响力偏低且高技术部门影响力过高;制造业低技术部门产值偏高且高技术部门产值过低。应抓住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契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机制,促进高技术部门发展,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影响力,调整制造业部门的产值比重。     

“两业融合”下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企业绩效——基于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两业”融合发展既“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又“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理论的视角，本文运用2002-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关系型生产性服务契合于小规模制造企业的需求能力，结构型生产性服务更合适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中型企业利润遭受了“双重挤压”。机制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有两种渠道，关系型生产性服务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为制造企业降低成本，结构型生产性服务为企业创造差别化而提高其产品附加值。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从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动政府主导平台搭建与大型企业向智慧服务转型是实现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     

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效应——基于宁波的实证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嵌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内部技术创新能力和外部关联协同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技术效率则能较好地综合反映这两种能力。为此本文选择制造业技术效率为因变量,应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宁波生产性服务业细分部门嵌入制造业的效果。结果表明,目前宁波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效应尚不明显,没有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生较大的助推作用,今后应从加快推进制造企业"外部化"、生产性服务企业"市场化"、企业融合发展"平台化"等方面,促进宁波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全球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GVC )中的竞争力现状,本文提出GVC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通过加大生产性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改变之前对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的路径依赖,向GVC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分工地位提高后,通过对战略环节和资源的控制而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最终达到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机互动发展

<正>进入新世纪,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但是服务贸易逆差呈逐年扩大趋势。同时,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逐渐回升,表明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强,但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同时,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大小于制造业,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推动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有机结合及互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提升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为:以不断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动发展为核心,以大力推动中国货物贸易随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升级和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国际贸易的引领作用为两大车轮,提升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服务贸易概述及现状     

影响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企业信任的因素——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制造企业把生产性服务外包给专业化的服务提供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能否实行外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信任度。影响组织间信任的因素是多元和多层次的。通过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相关企业的调查,收集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大部分支持了Caldwell(2003)的组织间信任决定因素模型。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互动的管理和政策建议。     

国际产品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2-2007年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相关数据,先后测算了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和劳动力相对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型分析了国际产品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是造成制造业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程度强化了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内分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产品内分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中国和美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比较分析

本文在界定服务业出口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中、美两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进行了4个方面的比较分析。通过比较两国服务业净出口额、服务业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业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4个指标得出:美国在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上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上具有显性比较劣势,并且中国在传统服务业运输和旅游业上的出口竞争力在逐渐减弱,但是中国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在增强。最后,本文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对中国和美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KIBS 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的促动效应

随着产业的不断分化和价值链的延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嵌入对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面板矫正标准误差(PCSE)模型实证中国KIBS对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带来的复杂效应。从整体KIBS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的促动效应看,KIBS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较大的正面促动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几乎没有影响,而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反而具有明显的负作用。从具体KIBS看,科学研究服务和信息通讯服务业对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具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非对称性的影响,而商务服务则对各种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都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基于总出口分解方法，利用增加值数据对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测算模型进行了修正。测度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和分行业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幅度，且分行业制造业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会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通过对外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对制造业整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较为显著，但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较小。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6-2007年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贸易和产业数据,根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汇率)的计算方法构造了制造业分行业的进、出口汇率指标,分别考察了总体汇率、出口汇率、进口汇率对制造业分行业、分部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个部门)工人福利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分行业分析中,三种汇率升值均降低了制造业工人的福利水平;在分部门分析中,由于区分了各部门贸易程度和产业性质存在的差异,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出口途径降低了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人的福利,主要通过投入品进口途径和制成品进口途径分别提高了资本密集型部门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工人的福利。最后,本文就长短期内如何调整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制造业工人福利改善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及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对相关指标的计算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出现了新的特征,即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的背离。这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存在着"虚高"现象。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这种产业结构的"虚高"现象与中国深度介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促进中国产业间升级具有积极作用,而对产业内升级具有阻碍作用。     

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的劳动需求效应分析——基于制造业转移承接国的视角

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角度,借鉴Falk等提出的标准劳动需求方程模型,基于中国2002—2007年25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劳动需求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促进了劳动需求总量的增长,但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行业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劳动需求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进口替代型行业的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存在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消除行业就业壁垒和促进人力资本升级是中国深化国际分工的关键所在。     

“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融合关系辨析

选择"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域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装备制造业动态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4个细分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脉冲响应比较研究,探究其双向互促性、行业异质性及长短期差异性。结果表明:二者虽然有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互促作用具有非对称性。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拉动力强劲。但无论辅助联动式或价值链嵌入式生产性服务,都只是短期助推装备制造业发展,仍难以构成高端服务能力和发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其长期匹配及推动作用较小。长期以来,装备制造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需求程度不高,导致装备制造业对其拉动作用不明显,二者互动关联性较弱。不同互动机理及动态匹配方式下细分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效应差异性显著。装备制造业来自于自身内部的信息变动影响显著。应加强装备制造业创新投资引资、提升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效率,以促进沿线省域两大产业高层级耦合互动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机制检验——基于成本和规模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1999—2008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成本费用和生产规模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机制的存在性,并针对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和三大经济带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表明:基于国家层面,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高制造业效率,经由降低制造业平均成本和提高制造业生产规模来改善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作用并不存在;生产性服务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十分显著,满足效应传导机制假设;沿海三大经济带中,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制造业的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均存在,但除了珠三角的绝对规模中介效应为正外,其他中介效应均显著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