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股东持股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绩效较好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分散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对更换高管人员具有消极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则具有积极的监督约束管理者功能;在不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均不能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经营不善公司管理层更换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同时验证了股权制衡的监督制衡作用,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报酬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高管报酬的股权结构因素进行考察,探求股权结构因素对高管报酬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也严重影响高管报酬。     

股权结构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研究文献综述

本文对股权结构与高管人员变更关系研究的系列文献进行综述。大股东治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变更影响的研究就散见于各文献中,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对亚洲地区股权结构与高层更换之间关系的广泛研究,学者们不仅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的影响,而且开始关注多个大股东持股是否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的更换起到监督制衡作用。在资本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中国,我国的学者们结合证券市场的现状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开始反思并验证现行的股权结构能否对高管人员的更换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     

管理层变更和公司价值:制度原因和经济后果

本文通过对2005—2007年我国520家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研究了关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三个影响因素:公司价值、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价值与高管变更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变更所带来的绩效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结果显示: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是较为有效的,基本反映了"公司绩效会影响职位变迁"的公司治理原则;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弱化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有效性;国企应加快国有股减持步伐,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对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公司所有权性质、前三大股东所有权集中度与高管报酬显著负相关,外资股、两职合一与高管报酬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以及内部董事比例对高管报酬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等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家族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     

高管薪酬粘性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公司治理变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职分离、薪酬委员会的设置、董事会独立性均对高管薪酬粘性影响不大,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薪酬粘性显著负相关,意味着股权集中度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扩大、董事会规模扩张都有利于抑制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     

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基于双重代理理论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双重代理理论,以2007年中小企业板披露研发数据的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1)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动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大股东持股与技术创新动力有负相关关系;(2)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动力有负相关关系,即第二大股东持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3)高管一股东代理削弱了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以上市A股企业为例,探讨了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选择2005-2009年共6 856个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流通股比例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机构持股比例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薪酬契约、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

在考虑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异质的前提下来检验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并通过薪酬业绩敏感度、薪酬粘性来衡量不同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与会计业绩显著负相关;薪酬业绩敏感度越大,说明缔结高管薪酬契约时赋予会计业绩的权重越大,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小,说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越好,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将会计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缔结与履行中所起作用的两类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进一步发挥会计业绩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关系

东西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关系。正视差距、利用差距、缩小差距,是我们正确处理东西关系,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首先应正视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呈扩大之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必然,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又必须高度重视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区域政策对市场局限的矫正作用。其次要利用差距。区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资源区域流动、优化配置、合理组合的前提。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利用地区差距,形成东西依存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共进关系。再次,要通过东西联动缩小差距。在战略思路上应实施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战略,并把东西增长中心的联动作为战略重点。同时尽快实现机制对接,构建区际传递机制,包括技术梯度转移机制、市场网络的沟通和政策体制的对接,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顺畅地传递、扩散到西部,以此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古今东西的碰撞中--浅谈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在古今东西方艺术的碰撞中,我们的艺术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继承与创新时期.面对纷乱的、峥嵘的多云艺术场,我们认为艺术的继承应是创新中的继承;艺术的创新不能仅仅是一种盲目的模仿西方,应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吸收一切营养、拓展与创新.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核心是取舍本质即文化--资深职业经理人张虹如此看企业战略

上海的秋,没有丝毫萧瑟的感觉.在一家云庐咖啡馆里,我们见到了同样温文尔雅的张虹先生.作为一名资深职业经理人,几十年的风雨经历让张虹更显出了一份难得的平和与亲切.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从控制论看农村社会控制的作用及建构

运用控制论原理研究和探讨农村社会控制问题 ,建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控制体系 ,以保证农村社会稳定 ,实现我国在农村的预期战略目标。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欧元的产生看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诞生和发展使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建立“亚元区”的观点不断被提出。通过对欧洲、东亚经济政治条件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东亚货币一体化条件并不成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