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文章从科技金融资源、科技金融经费和科技金融产出三个维度构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中国2012-2017年30个省级层面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显示:中国科技金融呈现出"东强西弱";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科技金融能显著促进邻近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有提升作用.     

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比较

社会资本对理解转轨情境下的当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十分重要。采用中国东、中和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中国转轨时期不同制度水平下社会资本、金融发展及其联合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正规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发展的联合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非正规金融与社会资本的联合效应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制度越完善,这种负面效应越明显。因此,在深化制度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同时,应注重社会资本结构优化和平衡,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与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技术创新、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具有直接效应,并借助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路径作用于产业增长、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增长。其中,技术创新是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众多路径中的核心机制。与此同时,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发展内源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具有直接的正效应。加强金融机制建设,提升金融综合效能,协同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互动构成统筹金融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去解决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系统性风险难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持续深化。在进一步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上,在让金融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在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促进公平增长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有助于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与商业文化发达程度、正规金融对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民间资金丰裕度等因素有关.利用区域宏观经济数据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发现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力.通过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重新构建,文章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均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渠道的实证研究

金融深化具有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农村金融深化可以通过这三大效应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主要是通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来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效率和投资效率不高,是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效率发展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以及中间渠道。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无论是从金融规模发展角度还是从金融效率发展角度去分析,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融效率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地高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且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通过引入衡量金融发展缺陷程度指标（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体系效率低下。民间金融发展具有TFP增长效应,且民间金融发展TFP增长效应要显著地大于正规金融发展的TFP增长效应。     

中国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的效应分析

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是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 ,但这种金融深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是以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金融虚化以及牺牲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代价的。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加快 ,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的边际成本将大于其边际收益 ,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转为金融工具市场定价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新古典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效应

本文分别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文章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分析了金融发展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其次,分别在资本外溢、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代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探讨了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最后,概括总结全文观点.本文认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既有水平效应又有增长效应.     

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要实现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需厘清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基于2002 ～ 201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金融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型增长视角下的金融发展：综述及展望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金融系统只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尤其是熊彼特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假设,强调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为研究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与创新型增长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需要在制度、政策和监管体系上不断完善与变革,逐步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本文以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剖析了金融产业集聚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武汉城市圈金融业的发展为例,从分析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出发,论证了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增长效应和扩散效应.     

金融中介发展平抑了经济波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波动的联系属于学术研究前沿课题。文章基于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货币冲击减震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未到达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的阶段。文章还发现,中国正从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的阶段步入临界区间。因此,文章研究结果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政策涵义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已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快发展必定会为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置于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之下,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何以使分权化体制下的金融资源得以释放的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本文验证了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我们发现,在分权化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作用不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而财政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分权化的制度环境,但它本身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效应是含糊的。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间接渠道及其检验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三条间接渠道,即金融发展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国债融资的联合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和省级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证与理论假说相符。最后,提出了政策含义。     

国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计量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并逐渐形成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国债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其发行和交易的前提条件是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体系的健全,并通过金融发展渠道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国债政策的实施情况,对国债政策通过金融渠道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为我国1998年以来积极的国债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表明“国债政策一金融发展一经济增长”这条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因子分析的实证解读

本文通过选取代表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规模的各四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发现所得主成分中有一个主成分可以近似用来代表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然后用因子得分对中国GDP实际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不具有溢出效应,除去金融的直接作用外甚至带来负效应的结论。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