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型

在借鉴国外财政规模实证分析建模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澄清了研究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我们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理论上,作者所构建的简单计量模型分离出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反映了市场边界与政府边界的重新渐进界定,后者反映了财政学中广为人知的"瓦格纳定律".诚然,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中国财政分权的数量化度量及其地区间差距——基于197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

厘清1978年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到底\"分\"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涉及一个财政分权程度衡量的问题。本文通过特定的指标设计,采用1979—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级地区以及四大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进行了数量化度量,得到了各省级单位的平均财政分权度以及各地区间的财政分权度差距,这可以加深对中国财政分权的理解。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Comment

Opposite to mainstream economics,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has defended the need of a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that helps to maintain economic activity at a full employment level, offsetting the cyclical deviations from that level of output. In this sense, it is implicitly assumed that any discretionary management of public finance is, by definition, efficient. The Spanish case shows that public authorities can make an inefficient use of the discretionary room of fiscal policy, thus exacerbating the existing macroeconomic and fiscal imbalances.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need for rules that constrain the discretionary management of public finance.     

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以“省直管县”改革为例的研究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雾霾)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估计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较少省(市、区)和非百强县子样本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证实,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两个方面作用于空气污染;最后,将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比较分析发现,行政分权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从环境视角评价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式分权下的区域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财政自主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组织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是地方政府取得良好区域创新绩效的来源;使用2007—2016年中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财政分权异质性、创新绩效异质性、创新强度、内生性等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地方政府在运用支出自主权为获取良好的区域创新绩效时,存在\"软约束\"问题,即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约束作用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池\"效应与创新锁定效应。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The Facilitator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fiscal authority to lower level jurisdictions contributes to the efficient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but conflicts with national objectiv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ystem of fiscal relations, including both the grant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for policy coordination, are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the full benefi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le preserving national efficiency and equity objectives. The case for decentralization is recounted, along with the ways it can impinge upon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se adverse effects can be mitigated by appropriate fiscal transfers, both equalizing and conditional, and suitable measures of policy harmonization.     

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

文章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由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反映)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指政府的净收入)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弱势下的扩张:中国财政状况和政策取向分析

目前以预算内财政收入计算的财政规模很低,但这一指标并没有全面反映我国财政的规模,真实的财政规模其实相当大。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概括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有失公允,为确保经济增长,中央政府实际上调动了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资源刺激经济。目前,我国债务规模在可控范围之内,真正决定积极财政政策取向的是财政项目的效益等因素,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转向谨慎。正在实行的财政政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这是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设定的;二是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增加税收,这反映了财政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提高财政两个比重),竭力完成宏观调控目标的努力。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政策,统一在当前的财政政策中,恰当地反映了转型期财政必须应对的多重目标。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和房价水平

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城镇房价持续快速上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发现,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本文采用2000-2008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财政分权度对房价的影响机制,为上述假说提供实证证据。结果表明,分税制背景下逐年扩大的财政分权度是导致房价持续过快上涨的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在使用了不同的计量方法、识别技术以及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房价的因素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1999-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特别关注财政分权的反腐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影响地区腐败机制的多元性,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水平;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地区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和开放程度都是影响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尝试性地给出反腐倡廉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通货膨胀——来自中国转型期的证据

依据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严重和地方投资过热同时并存这一经济现象,建立模型实证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是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一个因素,地方政府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社会需求,同时不断增加的投资加强了对土地财政依赖,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了通货膨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