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在家庭内部,表现为性别比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爱女孩活动是人口安全的措施也是主观能动性的反映

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早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被大家发现。可能是出于维护国家的形象,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108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那时被一些人怀疑是统计误差所导致。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19。如果再不改变现有的社会文化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     

农村大龄单身男性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从出生性别比角度分析

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不断升高,使得男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攀升。据统计,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已经超过120,这大大偏离了正常出生性别比的范围。从世界范围的人口发展历史来看,在正常情况下,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要保持在102到107这个范围内,但是由于男婴儿和男青少年的死亡率通常要高于女婴和女青少年的死亡率,因此到了适婚年龄阶段,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总数大体相当。但是如果出现出生性别比超过这个范围,男女两性适婚年龄阶段人口之间的比例平衡就被打破,出生性别比达到120就意味着,平均每出生100名女性婴儿就要对应出生120名男性婴儿,所以有新闻媒体称未来中国将要有3千万男人打光棍这也不算危言耸听。     

我国农村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关系探讨

回顾了我国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论证了当生育率从 3.0下降到更替水平过程中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我国 90年代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客观事实 ,是产前性别选择的结果 ,也是农民不愿多生但想生儿子的生育意愿的反映 ,而农民想生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只有建立新型生育文化 ,削弱人们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观念 ,才能实现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化。     

男女比例失衡是和谐社会之痛

在今年两会上,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论的一个热点,引起了国家高层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明确指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已被列为2005年中国政府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大事之一。”同时,据有关官员透露,政府将有意通过修改刑法来遏制人为因素造成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问题。“天平”失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一项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的研究——对“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一文的评述

这是一篇近年来在中国人口学界少见的好文章。通过与作者(杨书章、王广州)的交流得知,该项研究已经进行了三年;三年里作者克服了很多困难,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心血,最终得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科学的、有新意的结论。该项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思路,对于研究出生性别比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篇必读的好文章。人们都知道,在自然生育状态和生育数量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而不是通过人为地选择性别来达到生育自己喜好的某一性别孩子的目的。此时,由于没有人为干预,尽管有…     

关爱女孩活动是人口安全的措施也是主观能动性的反映

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早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被大家发现.可能是出于维护国家的形象,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108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那时被一些人怀疑是统计误差所导致.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19.如果再不改变现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到2010年这个数值可能会达到130,130个男婴对应出100个女婴不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数字猜想.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浙江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利用普查资料对浙江出生性别比变动特点进行统计事实描述,企图从中寻找出一些有意义的统计学规律。对浙江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性质、评估标准和转变临界点作了探讨。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另q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Gender attitudes and the effect of board gender diversity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e investigate how societal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moderate the positive effect that gender diversity of a firm's board of governors has on it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ER).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we show that board gender diversity improves CER, particularly when female board members hold positions of authority. Howev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female board members is attenuated in provinces that have higher male-to-female sex at birth ratio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gender diversity enhances board effectiveness on CER, and the societal prevalence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hinders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中国的女孩生存：历史、现状和展望

基于已有的数据、研究成果及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干预实践,对有关改善中国女孩生存的研究和实践进行回顾式的评述和展望。中国一直存在对女性的歧视,近年来中国持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反映出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和女孩生存风险恶化。对女孩的歧视包括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歧视。描述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女孩死亡水平的水平、趋势和区域差异,分析了女孩生存环境恶化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及其引发的人口和社会后果。通过比较国际社会的经验和中国政府及社会的认识与行动,讨论了改善中国女孩生存的前景及相应的措施。     

拉萨市已婚育龄妇女的孩子价值观念分析——兼论妇女地位和生育文化对孩子价值的影响

拉萨市妇女的地位与孩子价值的关系正处于过渡期,一方面收入高于家庭平均收入的妇女减少了对孩子的需求,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使妇女增加了对孩子工具性价值和精神性价值的需求。藏族和汉族,以及不同民族的婚配只在养儿防老方面有显著区别。相对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才更有可能是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之一。生育文化是可以转变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和妇女地位的关系更大。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治理应该以提高妇女地位、转变择偶观念为突破口。     

Women Managers in Hong Kong: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gendas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managers in Hong Kong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s ‘can-do’ spirit, education system and laws against sex discrimination probabl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However, roles in the private (home) and public (work) spheres remain highly gendered. This has led to intense worak–family stress for women managers, some of whom also face sex discrimination at work, such as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women, the old-boy network and sexual harassment. However, the overall level of awareness of sex roles and sex discrimination among women managers is low. Furthermore, women managers tend not to court open and direct confrontation. Instead, they tend to pursue individualistic personal coping strategies. Women managers rely on support from their extended family and hire domestic help to cope with work–family stress. Women managers also work hard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a job move when they perceive or encounter sex discrimination. They tend not to make demands of their husbands, the workplace, or the government due to concepts about the private and public divide and about gender roles in these two spheres. We argue that political agendas which push for more flexible gender roles, state childcare and women- and family-friendly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are needed to bring more women into management at a faster pace.     

未来择偶男性比女性究竟多多少？

使用人口年龄递进模型,分四种方案对男性择偶拥挤态势作了预测,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影响择偶的重要时段在2040年前后,届时男性比女性将多出2000万左右,而壮年未婚高峰亦将以同样的规模出现在21世纪50年代。从202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婚配比例将始终处在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择偶拥挤的状况将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