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题。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对国际贸易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是指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其总效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理论上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以非洲33个国家为样本,运用2002～2006年的数据,建立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有利于创造中非合作双赢局面.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既存在创造效应,也具有替代效应,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本文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我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行业类别分析并论证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补与替代关系,但这种互补及替代性却因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不同而有异。当前,政府应该给予具有贸易创造的海外投资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运用1996—2010年的数据,建立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VAR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贸易促进效应要远大于中国对俄罗斯进口的贸易效应。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对欧盟逆向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FGLS和PCSE修正的面板数据模型

实施"走出去"战略将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本文基于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将中国对欧盟逆向投资分为出口引致型、关税规避型和技术寻求型三类,通过构建双向投资贸易引力模型,并选取2003-2013年中欧投资和贸易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欧逆向投资对从欧盟进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向欧盟出口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暗示中欧逆向投资主要表现为技术寻求型。因此,应当积极转变与调整以"出口激励"为主的相关政策与措施,进而更好地适应和发展中国对外经济的"新常态"。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东道国贸易保护会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吗——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跨越贸易壁垒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东道国贸易保护被认为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国际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从微观上研究东道国贸易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影响.本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微观样本数据库,采用企业成立年份和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年份之间的时间跨度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总体上东道国贸易保护提升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但这种提升效应仅发生在有出口贸易的企业以及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中.进一步地,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东道国贸易保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提升效应更大.     

OFDI影响中国汽车产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实证检验

汽车产业是我国工业的支柱产业,其未来发展仍是热议话题。利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OFDI与中国汽车产业出口扩展边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OFDI对汽车产业出口扩展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即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汽车产品的出口多元化。提出持续推动OFDI促进出口贸易、积极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和拓展新兴市场等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助力母国贸易——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投资的经验验证

本文在充分梳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基于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影响的框架,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分析,并由此引出外向型直接投资对拉动经济作用。本文利用2004年-2014年中国出口贸易流量与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进行引力模型的回归测算。实证检验了样本GDP、样本国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两国是否属于同一个贸易集团以及外向型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样本国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被投资国家的GDP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市场就越大、进口能力越强;被投资国于中国距离越短,意味着运输成本就越低,则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所带来的正的影响就越大。     

中国进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关系的结构变点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均迅速增长。文章采用变结构协整模型对1982—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额和进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的结构变点分别为1995年和2001年,且两组关系都只在结构变点之后的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长期为互补关系,短期为替代关系;进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无论长期、短期均为互补关系。     

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1982—201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本文将根据198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结合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没有因果关系。     

出口学习效应促进OFDI: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阐述了出口学习效应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学习效应通过形成企业技术优势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加工贸易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其它本土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作用不明显;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具有更多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采用了Relogit模型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1983-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存在因果关系,我国出口贸易对FDI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而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十分微弱.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服务贸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进口的拉动效应要大于服务出口,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服务贸易的逆差扩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我国1982-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相互补充效应;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各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均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但共同构成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短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