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OECD国家服务贸易成本动态演变的研究

文章借助Novy(2006)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2000～2008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从测算的结果来看,中国与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在总体上经历了平缓下降的过程。绝大部分OECD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部分国家的服务贸易成本却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上升。文章利用随机效应模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服务贸易成本进行分解,进而探讨了影响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各种影响因素,最后揭示了研究的政策性涵义。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比较——基于服务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借鉴Novy(2006)的引力模型方法,测度了2000-2011年间中日两国服务业整体及分行业的贸易成本;根据Browning和Singelmann(1975)的服务业分类,对中日不同类别服务贸易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在选取8个服务行业中,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运输服务平均贸易成本最低;从分类的服务业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研究

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际间的贸易壁垒和各国间的政策差异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抑制愈发严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DSTRI)与双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s)情况,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2)贸易自由化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中国林产品贸易成本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与20个林产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数据,运用Novy(2011)的模型测算中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成本,并采用改进型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主要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成本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原木、锯材、人造板、纸浆及纸和纸板进出口贸易成本上,成本年均增长率最高的贸易伙伴国分别为意大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德国、英国和德国;主要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成本上涨反映出中国林产品进出口企业目前利润空间在压缩,但部分国家的贸易成本下降也为相关林业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市场选择空间;在影响中国主要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成本的因素中,双边人均GDP差值和人口规模是导致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距离因素导致锯材、人造板、纸浆进出口贸易成本上涨;伙伴国贸易开放程度促进原木和锯材进出口贸易成本提升;共同边界和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分别降低了纸和纸板以及原木进出口贸易成本。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情况分析

利用2000—2008年中国与25个OECD成员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面板数据,构建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并与货物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研究中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选取的解释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比对货物贸易的影响大,同时,货物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湖南省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7-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Novy改进的引力模型,对湖南省与十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1997-2011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贸易成本分解模型,对湖南省对外贸易成本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除香港地区之外,历年湖南省的对外贸易成本均呈下降趋势,且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下降趋势更加明显;通过系数比较显示湖南与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成本比欧美国家的贸易成本普遍要低;地理距离的缩短、关税水平的降低以及贸易双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加大均有利于湖南省贸易成本的降低,且地理距离对湖南贸易成本的影响程度较关税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要大。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42个国家(地区) 2000—2014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RTA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章节引用《服务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包含国民待遇条款、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方面,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中俄服务贸易合作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

基于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以及双边旅游合作、科技合作、劳务合作现状的阐述,分析了中俄服务贸易合作的制约因素包括:"中国威胁论"仍有一定市场,双边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于货物贸易,俄罗斯经贸环境不够优良,中国高端服务贸易人才稀缺.提出加强两国政府间交流与合作,拓宽双边服务贸易合作领域,加快服务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等对策建议.     

服务贸易的边境内措施影响了双边服务出口吗——基于跨国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

服务贸易的边境内措施作为反映服务业开放的直接指标,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依据OECD-STRI数据库分析服务贸易的边境内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构建垄断竞争模型证明贸易伙伴国边境内措施的差异性与双边服务出口的关系。选取OECD统计的STRI和STRIH指标,利用2014—2016年33个国家10个主要服务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边境内措施及其差异性对双边服务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首先,贸易伙伴国的边境内措施及其差异性均显著阻碍了双边服务出口;其次,在考虑两国市场结构差异后,国家间边境内措施的差异性对服务出口的阻碍程度有所缓解;另外,不同服务行业的边境内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果。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发展趋向

通过对世界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这三者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三者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关系,认为技术贸易自由化的阻力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中最小的,且发展最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又小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其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并据此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国际服务贸易模式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

本文基于服务贸易模式视角,研究服务贸易模式的内涵、形式、统计特征和模式联动效应,分析服务贸易模式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服务贸易模式及其联动效应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服务贸易模式的分类直接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密切相关,影响服务贸易的真实规模;而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对应下的服务贸易壁垒有利于准确评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绩效,从而推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相应的政策含义:一国政府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时,只有在不同服务贸易部门之间和同一服务贸易部门内部不同贸易模式之间进行很好的综合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     

Trade in High-Tech Servi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ze, scope, and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trade in high-tech services in the U.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any service activities are tradable, tradable service activities tend to employ more educated workers and pay higher wages, and high-tech services account for a large share of service activities that are tradable. Service exporters are more prevalent in high-tech industries with larger establishments and higher wages. Within industries, service exporters tend to be larger, pay higher wages, and are more productive. Tradable service activities seem consistent with 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as a result, less likely to be vulnerable to offshoring. Consistent with this, recent employment growth in tradable service industries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employment growth in non-tradable service industries.     

服务贸易壁垒对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改变外贸增长方式,加快黑龙江省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不仅要提高全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更要充分发展服务贸易,而目前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广泛存在的服务贸易壁垒是影响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服务贸易壁垒的特点及对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黑龙江省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提高黑龙江省出口服务产品的抵御能力,充分利用WTO相关规定赋予的权利解决服务贸易争端,减少服务贸易出口逆差,拓展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     

外高桥保税区专业贸易服务平台的建设情况

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实践来看,贸易便利化、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推动贸易主体和总量的集聚,进而促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专业贸易服务平台的建设目的,就是在上海加快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外高桥保税区打造国际贸易示范区的背景下,在发挥保税区现有进口贸易优势以及集聚近7000家客户的基础上,针对某些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重点行业,研究运作模式,推进具有行业特点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深入产业服务链研究,提升个性化的专业服务能力,以进一步提高保税区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保税区投资、运作环境,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贸易产业。     

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比较研究——基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视角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的纵深发展,当今社会贸易种类已由传统的货物贸易向现代服务贸易转变,生产者服务业作为服务贸易中最核心、附加价值最高的组成部分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中国与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美、日、德、法、意经济体间生产者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比较测度,揭示出当今中国在急需产业转型、效益提升的关键时期与发达国家间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与问题。同时,文中应用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受约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2000-2005年间,中美、中德、中意专利产业内贸易不存在,仅有产业间贸易,说明我国与发达国家间专利技术方面的差距所在。基于文中的研究提出我国要大力提升专利业发展、继续巩固货物贸易比较优势,提高科研、提升人力资本和加强环保,这将对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增长发挥促进作用。     

The Impact of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on Trade Flows

This paper uses recent OECD data on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ons (STRI)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s trade policies and cross‐border trade in services. A standard gravity model is enhanced by the STRI indices in a cross‐sec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ons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both imports and exports of services. The surprisingly strong effect on services exports is probably explained by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Is and sector performance indicators. Consequently, services suppliers from less open countries are less competitive abroad. Bilateral differences in regulation are also found to curtail services trade over and above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liberalisation level. At the margin, regulatory differences have a larger effect on trade flows the lower the level of the S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