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农户与务工农民收入——务工农民收入偏低的一个解释

"二元经济"最初的论述来自于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3),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性,国民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是采用落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二是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市场化、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部门.     

工业就业扩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中国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就业扩展相对滞后 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与中期阶段．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其占工业部门的产值与就业比重都非常高）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仅因为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而且因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效应都很显著。在刘易斯（1954）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比较分析

一、影响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因素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是由弱小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组成。这符合西部地区基本实情,西部应根据其结构转变理论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加速经济的发展。所谓产业结构转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及整个产业结构随主导产业更替而发生质的变化。     

加快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思考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概括,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有两大部门并存:一个是主要使用劳动力生产的传统农业部门,一个是主要使用资本生产的现代工业部门.一般来说,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大量转移,由此导致人均收入水平和剩余产品率的提高.当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资金和技术支持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不断吸收从农业内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实现一国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从而完成二元结构转换,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途径——基于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的视角

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的概念框架,并在此概念框架下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不同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结论。之后,采用我国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得出,我国要顺利实现二元结构转换,关键是要通过农业产业化、农业促进制度和普惠金融力推农村企业和市场发展,以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带动农村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再析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基于历史发展时期视角

中国要向现代化,就必须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过渡到现代化工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所要实现的目标一致,中国需要从理论上对刘易斯模型加以学习借鉴,并对不完善之处加以改进.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模型与中国的适用、应用条件有所不同.本文通过介绍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内容,指出模型的值得借鉴和不足之处,根据国情阐述模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的适用性与应用前景.     

刘易斯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及启示

一.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基本内容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前者利用传统方法耕作,生产效率低,劳动报酬低;后者利用现代方法生产,生产效率高,工资也高.     

“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对我国现阶段就业形势的认识问题(中)

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是封闭的市场经济体。显然,我国诸多方面的情况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假设(一)"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刘易斯拐点"是对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标志性节点的俗称。刘易     

从利率、周期、房价的变化看房地产走势

一、从利率变化来看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一）利率、广义货币的近期变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等西方古典二元经济学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的现代工业与农村传统农业并存。国民经济呈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     

应用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的转化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并且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一二元结构会逐渐的消失。本文首先简述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其次,说明中国当前经济的二元性,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落后农业。并应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后,中国经济发展正受到金融抑制的约束,如何从金融角度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消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数理描述

本文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重新阐释了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本文分析表明,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是一个AK模型,这一点是以几何图示给出的刘易斯模型所无法揭示的。另外,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形成的微观机制上的AK类型的持续增长,也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我国农村人口转移趋势

"刘易斯拐点"研究的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劳动力的动态转移.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具有同步性,农业部门劳动力供求、城乡收入差距、边际生产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且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随着"刘易斯第二拐点"的临近,农村人口转移将会达到峰值,增量逐渐收敛.为此,需要支持城镇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确保合理就业、继续完善配套措施提供市民化服务和开展专业化职业培训等相应政策.     

从二元经济模型中的“拐点”看“民工荒”现象

自2004年"民工荒"发生后,与农村仍存在大量边际产出低下的剩余劳动力相伴随,工业部门却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关注。本文在阐述二元经济模型和描述"民工荒"现象的基础上,得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结论,提出改革制度创新是促使我国劳动力供给问题的重要因素的主张。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本文主要是介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刘易斯和钱纳里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依存理论、"中心—外围"理论。     

FDI对安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针对安徽省当前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现状,从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及产值角度,着重分析FDI的流入对我省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吉林省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研究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在题目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中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该理论刻画了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落后、获得发展的过程,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劳动力流动到区域产业转移——江苏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机制分析

基于江苏省二元经济发展情况,把空间产业转移因素引入传统的部门二元经济模型,提出了一个包含部门和空间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并以此来分析劳动力流动、产业的空间布局以及政府政策三类要素对双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产业转移改变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选择,即从"外地转移"向"本地转移"转变;政府政策则改变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比,提高了企业转移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便利了劳动力在部门和区域之间的流动,从而有助于消解双二元结构.运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1996年-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表明,非农劳动力比重的增加、FDI形式的资本转移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并未促使部门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且不同的区域收入差距的决定模武也不相同.但是,总体而言,促使二元经济发散的力量仍占主导地位.     

否定之否定：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比较与改进——兼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选择,究其原因：其一,刘易斯模型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理论,而托达罗模型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定阶段的理论;其二,刘易斯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转换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称为“过程论”,而托达罗模型是从微观个体决策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行为,称为“决策论”;其三,刘易斯模型侧重点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托达罗模型侧重点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两大理论模型的共同缺陷是在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情和制度因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因此,基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阶段性,从决策主体的时间、土地产权和户籍制度等变量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并提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分工差异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分工程度包含着部门因组织方式不同而导致的生产率差异,它可以为二元经济结构对立提供一个分析起点。本文构建了一个逐次放松条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从分工角度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模型显示: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源于部门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的不同,二元经济结构是两部门分工水平差异的产物,此判断得到了实证分析的支持。从分工角度出发,可以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工业需求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卡尔多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卡尔多分析方法,论述了工业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认为,工业部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大国,但不是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工业化之路远没有完成。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服务业并不能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工业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提高工业部门生产率是中国工业面临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