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的重点在“官德”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德治是法的思想基础和底蕴。通过德治教化，可以使人敬仰法律，自觉执行和维护法律。降低法治的社会成本。以德治国，首要任务是以德治官。要重塑“官德”，就是要提高国家干部的政治道德觉悟和培养其亲民勤政的道德观念。在重塑官德的基础上，应当以“诚信”为基础教化民众，才能做到物质明和精神明双丰收。     

论治税理念的转变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以及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不同,税收的治理是以法律强制为主,还是以道德约束为重,历来都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并由此形成了“以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不同思想,以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理念。随着社会法制程度和民主意识的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又开始出现了由以“法治”为主向以“德治”为重的转变。     

法律与道德

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坚持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其相辅相成,良好发展,才能全面提高人们的内在素质。在这方面,不少单位都十分注重把普法和公民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抓出了成效,使文明与守纪蔚然成风,建成了不少“安全文明小区”和“精神文明单位”。其实,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相对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社会调控方式,特点各异,长短并存。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和人们信念来实现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法律则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制…     

商业银行的内部“法治”与“德治”

治理国家需要"依法"与"以德"相结合,作为社会微观层面的社会经济组织、社团组织等,同样也需要建立起内部"法治"与"德治"相协调的小环境.而且,基层组织内部"法治"、"德治"的成功结合,是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微观基础.     

会计德治与法治

关于德治与法治问题,江泽民同志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毫无疑问,江泽民同志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科学论述,对于推进会计工作开展,维护会计工作秩序,充分发挥会计的作用,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计德治,就是指通过加强会计道德建设来规范会计行为,治理会计工作,维护会计秩序。会计道德是指根据会计工作特点提出来的要求财会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会计法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制定会计法律法规来规范会计行为,治理会计工作,维护会计秩序。这里会计法律法规是指国家为了规范会计行为而制定或认可的各项法律、法令、条例、制度的总称。要同时最大化地发挥会计德治与法治的作用,就必须正确处理会计德治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明确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法规两者之间的关系。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法规的联系主要表现在:1.可以相互转换。最初的会计职业道德就是会计最初的会计职业习惯,后来制定的会计法律规范吸收了这些会计职业习惯,便形成了会计法律规范,而会计法律规范转化为...     

法与道德及其他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初召全国完全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尾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明。二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重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这段话非常和概括，对于完善和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合成了中华大地上一句响亮的口号，成了任何工作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并纷纷效仿提出“依法治X，以德治X”，好像不如此，不足以理解和运用总书记的思想。税收工作也不例外,很快就有人提出“依法治税与德治税相结合”的号和思路，甚至有人干脆就提出“以德治税”的“创意”。这种千篇一律、牵强套用的做法，笔认为起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总书记的讲话没有全面理解，没有从总体上完整地把握整段话的含义，把关键的修饰词给删节掉了；二是违背了一切从实限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三是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法与道德的一般关系。本试从法与一般关系的理论入手，谈谈税收工作中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关于“法治”“德治”并重的重要思想。     

论中美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比较——对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一、中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源泉--"仁"与"和" 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主要是在对于人性的哲学认识上的两大阵营上的斗争,即"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和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为主的各种统治手段变化中,崇尚人善论,主张"仁政"与"德治"的孔孟之道最终占领中华民族的思想阵地.     

从天道观到道德信仰的构建——解析董仲舒的天道观、人性论、道德信仰

早在先秦人们就认为人性的根源在于天道,天道性命一贯,董仲舒的人性论就建立在天人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有善质而未能善,从而将教化的权力转移到统治者手中.董仲舒从天道到人性,然后到道德伦理,综合前人智慧,并加以发展,完成了他独到的人性论哲学.     

为法律道德主义辩护——从侮辱尸体罪切入

将严重侮辱、损毁尸体行为犯罪化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然而,自由主义犯罪化立场坚持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穷尽犯罪化的正当事由,侮辱尸体罪不能通过这一立场得以辩护。基于新自然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则主张,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手段回应侮辱尸体的行为。要证立这一立场,关键在于通过建构“人类尊严”和“共同善”这两个核心概念,说明侮辱尸体行为的道德属性和国家强制干涉的正当性基础。人类尊严是一类重要的共同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维护和促进共同善。侮辱尸体侵害人类尊严,因而是一种严重的公共道德不当,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对这一类行为做出适当回应。因此,法律道德主义能为侮辱尸体行为的犯罪化提供最佳辩护。     

论会计管理的人性法则

朴素的人性指人有善恶之分。原始社会崇尚君子学说把人类均看成是从善的。在中国，把神仙当成是最美好的象征，有女娲、禹舜等传说，在西方，早期的《圣经》也劝人为善，进入初级社会后，人们对人性的观点有所改变，出现了商纣炮烙、秦朝暴政等人性从恶的描述，但是很多人仍然向征善，向往仁政，如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智、信”，《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镜花缘》中君子国的描绘等，但这种仁政往往是不奏效的，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国家、军队、武器、刑律，以后《圣经》也把原来劝人为善的戒律改为要向“主”多进贡才能洗脱罪孽，才能上天堂，所以本人的观点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姑且不称其为恶，但起码不是君子，而是经济人，国家、法律、都是制约从恶，导人为善，但由于传统化的影响，我国的许多法律基点还没有从经济人的基点出发，利用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手段去引导与制约人们为善，所以取得的效果很差，如1985年我国第一部《会计法》之前，会计工作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规范，因为那时是“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要求每个人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会计法规中的人性法则就是认为人是善的，实行的是会计仁政，很少有什么处罚之类的内容，会计法律并没有多少用处，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了改革开放，企业法人和自然都有了经济利益，成了经济人，懂得去追逐自已的经济利益，但是，当时私人经济还未大力发展，企业利润还是大部分上交国家，职工的收入也还是很少，所以对人性的看法是：已注意到的经济人存在，但还是认为人的主流是善的，是一种非善非恶的人性观，体现在《会计法》中，就是规定了一整套统一的科目体系和设帐。建帐和做帐规定，而没有或很少从经济人的观点出发来规避会计犯罪，1993年修改的《会计法》虽认识到经济人的本性，但仍不知道如何去防范、惩治会计犯罪，虽然订了很多约束条款，实际上仍无一能够执行，结果会计犯罪愈演愈烈。     

依法治行与以德治行管理策略初探

法治与德治，对国家的治理和企业的管理来说，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如何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将两有机结合，构筑完整的治行策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以人为本 以德治行 建设和谐团队

以人为本，以德治行．是一种管理手段．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作用与影响。以人为本．其关键是从全行每一个员工出发．关心人．爱护人．理解人．激励人．努力挖掘和激发人的潜能．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以德治行．其核心是在全行管理中引入道德观念．努力通过高尚的道德指引．提高全行员工道德水准和道德素质。二者虽有所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     

从人性角度瞭望财务制度

财务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就是面对人性的一种“财务防御系统”，它要利用人性中善的一面、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促进组织中公共财务利益的积累。     

政府人性假设和我国公务员角色定位

人性假设对一个社会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基础的作用。公务员的人性假设和角色定位对于公务员来说至关重要!它是公务员正确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前提。传统社会的中西方对政府官员存在着不同的人性假设,无论是偏重道德还是偏重经济理性,对社会的管理都有各自的作用。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

本文通过寻找企业社会责任的属性，来认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并以此为出发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两个层次，进而得出对一个企业来说，在没有确认为法律责任的情形下，道德责任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的结论。     

浅论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机制韵创新——“以德治国”思想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理论与实践

重德育是我国一贯的传统，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则体现为行政道德与行政伦理。尤其是江泽民同志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不仅积极汲取了我国古代德治思想之精粹，更对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机制创新有重大启示，今年七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亦不乏对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机制创新十分有益的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实现乡村善治的三个维度

实现乡村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最高要求和最鲜明的标志。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构成了实现乡村善治的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治理主体维度,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政府负责是关键一环,社会协同是重要依托,群众参与是基本前提。治理体系维度,要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坚持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治理效能维度,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保稳增效的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新乡村,培育懂农爱农的现代化乡村新农民,涵养民主和谐文明的现代化乡风民德。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     

法律人性化的伦理基础——论法律伦理学中的道德自由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善恶的标准问题，而“人性”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占据更为基础的地位。什么样的人性观，关注的是何种状态下的人性将直接决定整个伦理学的价值趋向。法律的人性化对于人性本身有着独特的看法，这种看法得到了法律伦理学的理论支持，在何种情况下法律要明文规定，又在何种情况下法律要明文禁止，法律自身只作出形式层面的规范解释，而法律伦理学则提供了深层的道德标准。法律不能脱离道德而存在，但是在现代法治理论的框架下，法律又必须在形式上与一切具体的伦理观念相脱离，法律伦理学解决了这个矛盾问题。显然，法律人性化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探讨的，而权利本位则是现代法治的根本，法律人性化的伦理基础也必须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加以探讨。“个人权利”不但是法律人性化的形式栽体．同时也是法律伦理学之独特道德标准的外在体现，因而个人权利是探讨法律人性化与法律伦理学的核心切入点，法律伦理学的人性观与道德自由的观念也将在个人权利的分析之中得以阐明。     

文摘精萃

1 文摘精萃社会保障应有“免费午餐” 摘自《中国改革报》 马宏建/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认为,社会保障应该充满人性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因此,不能单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来看社会保障,还应该从道德伦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进入工业化后,社会保障演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化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保障奉行的是公正、公平的理念,这是社会保障长期运行的一个根本保障。 郑功成说,我国的社会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