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竞争力比较研究

建立了城市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2009年和2014年的指标数据为依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竞争力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城市群竞争力差距较大,竞争力排名短期难以有所改变,但整体差距在缩小。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

一、前言自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出以来,整个中部地区的城镇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长江中游地区是整个中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为了进一步发展长江中游地区,带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这一概念也相应产生。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

国家发改委2015年4月16日发布《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于合军表示,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仍有望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速,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中国财政体制的财政分权制评价

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财政体制“分灶吃饭”改革，开启了中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式改革之门，而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更是在形式上向着财政分权体制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应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的财政分权呢？     

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工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重要的趋势。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为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熵权法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指数,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升级、数字化创新升级及数字化效益升级对于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寻求差异发展

“追求有质量的增长，走差异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随州市市长傅振邦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崛起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随州将积极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经济圈中。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辐射范围和空间结构研究

首先,对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的中心性指数进行测度,找出中心城市武汉。其次,基于断裂点模型,以武汉为中心,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参照,对边缘圈层的空间辐射范围进行界定。再次,基于城市的中心性和空间区位,找出边缘圈层的支撑城市——长沙、南昌、合肥、襄阳、宜昌、驻马店。基于断裂点模型,以武汉为中心,支撑城市为参照,对核心圈层的空间辐射范围进行界定,并找出核心圈层的支点城市——岳阳、九江、安庆、六安、信阳、随州、荆门、荆州。最后,基于引力模型对支撑城市的空间引力范围和引力层级进行界定,以此刻画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圈—边缘圈的"双圈"空间框架,以及由六大城市圈构成的空间支撑,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1+6"的空间结构。     

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耦合关系——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文章结合2011—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数据,运用PLS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及耦合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水平逐年增高,数字经济主导维度以“电信费用→软件从业人数→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顺序转变;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变异系数逐年递减,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字普惠金融是驱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极重要因素;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两者具有较好的耦合性,且趋于良好协调性。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支出偏好与城市用地规模扩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摘要：文章通过利用1996-2010年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支出与城市用地规模扩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务权和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向,三者均是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的主要推动因素;不同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的速度存在差异;体制因素是城市用地规模盲目扩张的深层次原因。为了从根本土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为鼓励,需立足中国实际,完善现有的财政体制,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改革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保持官员任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居民迁移的体制壁垒。实现”用脚投票”的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演化与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空间结构不断演化。基于长三角城市群85个市辖区和县级市地域单元,文章以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6年为时间序列,采用总量指标和效益指标,从时空角度探析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演化规律。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由行政等级结构布局转向扁平式布局,由极化发展向泛化发展,由外延扩展向内涵扩展转变等特征。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在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背景下,构建集聚模式多样化的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对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以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视角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基于集聚外部性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集聚类型异质性来看,制造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均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更显著也更强烈,特别是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从集聚外部性异质性效应来看,相较于MAR外部性效应,制造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效应更能促进城市碳排放强度降低;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全行业协同集聚的Jacobs外部性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影响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更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各城市应培育差异化的主导产业,优化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培育制造与服务一体的多功能产业群,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财政分权体制对西部地区教育支出的影响

文章通过构建财政分权及国家政策对于教育支出影响的模型,利用1995~2005年间西部地区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教育层次的升高,抑制作用在减弱;2002、2003年两次税改缓解了西部地区对教育支出的抑制;另外,还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他经济发展因素对教育支出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集权更加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

环境规制的正、负外部性通过企业的区位选址来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利用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分区域还是整体,长江经济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都存在U形非线性关系;除了中游地区,长江经济带上游、下游和整体基本都还处于U形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即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环境规制强度,以达到U形曲线的拐点。同时,各区域还应该注重引导消费者偏好向绿色健康发展,倒逼企业科技创新,吸引高技术产业集聚。     

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向前发展,人类对资源环境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文章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对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现状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达到全载或超载状态,形势依然严峻。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提升长江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长江下游城市群三生功能分异性研究

基于长江下游城市群三生功能体系,分析城市群空间分布特征及关联特性,研究发现：长江下游城市群三生功能差异显著,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区域递减趋势明显,低值区域整体成片分布,空间呈现东高西低形态;长江下游城市群生产功能差距明显缩小,生活功能总体水平显著上升,核心城市生态功能拥有比较优势;长江下游城市群内生产功能联系更加紧密,生活功能联系显著增强,生态环境重视度逐渐提升。据此,从产业互补与集聚、宜居宜业环境、生态功能区域联动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促进长江下游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