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支出调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判断以调控政府支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是否合理,关键要弄清楚中国的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长期均衡和短期的冲击响应;然后根据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各要素,分别考察了财政支出要素对居民消费的短期冲击响应,最后基于经验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依靠扩大进出口总额来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措施将很难奏效;促进居民消费,政府投资的效果要好于政府消费;从短期与长期看,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作用不大;合理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改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中国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居民消费是消费环境的函数。文章所构建的消费环境包括了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三个主要维度,基于1990-2008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经济环境中的收入和就业因素对于居民消费的即期影响效应统计显著,其中,就业对消费的影响远高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中的所有变量则并没有对居民的消费产生统计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国在进入“十二五”期间之后,要稳健、全面推动中国的内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构建起更加健康有序的社会消费环境和法律环境,而不是仅着眼于对于居民消费有即期影响的收入和就业水平,虽然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基于DS GE模型的央行回购操作宏观效应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银行部门和央行回购操作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考察技术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进步能够刺激产出、消费和投资，降低社会总体价格水平。央行回购利率的变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等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但央行回购数量冲击对各宏观变量的影响则较为微弱。     

财政冲击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基于OECD国家的PVAR估计

财政支出究竟是挤入还是挤出了私人消费,与财政支出的构成有关。本文基于18个OECD国家的数据样本,在对财政支出采用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基础上,用PVAR方法分析了各种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首先,财政总支出挤出了私人消费;其次,财政投资支出也是挤出了私人消费;而财政消费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应却是正的;从趋势来看,财政投资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应大于财政消费支出的冲击效应,而且更具持久性;最后,从财政消费的分项看,财政工资消费挤出了私人消费而财政非工资消费挤入了私人消费,但是财政非工资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大于财政工资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宏观管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辽宁省为例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辽宁省十四个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地研究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结合居民消费的Moran散点图和显著性水平图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基本建设支出、农业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社会保障支出、公检法司法支出、其他各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区域层面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经济性支出都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维持性支出难以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中西部),甚至产生了挤出效应(东部);民生性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从而对居民消费较难产生理想的影响效应。     

政府支出的构成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政府支出对于一国经济波动具有显著性影响。基于我国的现实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证实：（1）生产性政府支出与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于总产出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并且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2）无论是政府生产性支出还是消费性支出,其对于不同部门的产出均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冲击效应具有部门依存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不同部门与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多部门经济NK-DSGE模型,考察了政府支出冲击的不同构成成分对于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贝叶斯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经验证据,并且模型主要变量的周期性特征与现实数据较为接近。在此基础上,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指出,相对于消费性政府支出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使用支出政策熨平经济波动时,政府需依据现实经济情况及时调整政府支出的构成。     

利率市场化及其传导效率的时变效应——基于DSGE和SV-TVP-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我国政策利率传导的基准效应,然后构建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传导的时变效应并根据基准效应计算了传导效率。DSGE理论模拟结果显示,在理想的情况下政策利率可以传导至产出、价格、消费、投资等变量以及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同时理想的政策利率传导没有时滞效应。从持续期来看,政策利率冲击对产出、价格、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等变量的调控效果在中长期趋于收敛,但对工资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变量均产生了良好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对通货膨胀率、消费和投资的调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综合两个模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的传导效率不断提升,1996-2019年对四个变量的传导效率分别由43%、27%、18%、52%上升至86%、36%、54%、95%。文章推断,所有制差异和利率双轨制可能是现阶段制约传导效率提升的两大问题,应以破解利率双轨制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抓手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利率的联动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弱化信贷方面隐性担保的体制优势,使得所有市场主体真正对利率变动敏感,政策调控可以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综合理论模拟和实证研究为利率传导效率和利率市场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依据之一,影响着其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该特征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愈加谨慎,但追根溯源,习惯形成究竟对居民消费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机制,这是文章探究的主要问题。以改进的Dynan模型为基础,充分考虑居民消费习惯形成的产生机制,嵌入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构建动态消费函数,采用29个省1978-2016年的城镇面板数据,在测算习惯形成、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变参数的基础上,运用面板VAR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动态分析发现：面对不确定冲击,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强度随之增大,促使居民降低消费倾向,并在不确定影响弱化后,抑制消费倾向的回升,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中,消费倾向最终缓慢回升至某一较低的水平,因此习惯形成减慢了居民消费的变化速度,抑制了消费倾向的提高。这启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供给侧的多次不确定冲击,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较大的习惯形成强度,是其消费倾向持续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弱化习惯形成的强度和影响至关重要,为此应构建长效机制,努力降低不确定冲击的广度和深度。文章的研究进一步认清了消费习惯形成的性质,厘清了居民消费变化的动态性和长期性,对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有效性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行为实证分析

公共卫生支出属于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界定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文章对2004-2010年间全国31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影响地方财政公共卫生支出的因素及效应。研究表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和与财政公共卫生支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支出具有很小的负面影响,政府规模的膨胀程度、人口结构与财政公共卫生支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What Do OECD Countries Cut First When Faced with Fiscal Adjustments?

Following the present scale of fiscal imbalanc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ignificant fiscal consolidation will be inevitable in the coming years. Fiscal discipline will require cuts i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leading to trade‐offs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size during the period 1970‐2007 for a sample of 25 developed countries to shed light on how fiscal discipline might influence public spending composi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Using the Pooled Mean Group estimation we find that fiscal adjustments protect functions that have both a social and productive character,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spending. In addition, the most productive spending, that related to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s also isolated from budgetary cuts. This result shows evidence of governments reacting to the voter's increasing realization that reducing productive expenditures harm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by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utility and economic‐growth‐enhancing expenditure.     

改革开放30年财政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改革开放3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性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全国、东部和中部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而在西部是“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变动是财政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瓦格纳法则”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是成立的。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理解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本文采用1953～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用实证研究的办法考察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的并不是财政分权的绝对水平,而是财政分权程度的变动。本文依据这一结果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是FDI导致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FDI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冰火两重天"式奇特现象的重要答案。本文使用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FDI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可能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和地方政府社保支出份额。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虽然有迹象表明是存在的,但其效应被FDI增加地方政府社保支出份额效应所抵消。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则被证实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现象的原因可能需要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可能才是根源,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还修正了这种制度的缺陷。     

Decomposing local fiscal multipliers: Evidence from Japan

Recent studies on fiscal policy use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estimate local fiscal multipliers along with spillovers. This paper estimates local fiscal multipliers with spillovers using Japanese prefectural data comparable with the national accounts. We estimate the local fiscal multiplier on output to be 1.7 at the regional level. We decompose the regional fiscal multiplier into the prefectural fiscal multiplier and the region-wide effect. Converting the latter component into the spillover, we find that the spillover is positive and small in size. We also decompose the regional fiscal multiplier on output into multipliers on the expenditure components. Ou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crowding-in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regional fiscal multiplier on absorption exceeds 2.0 and that the spillover to absorption is considerable in contrast to the spillover to output.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效果差异化分析——基于四川省面板数据

基于四川省1995—2006年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评估财政支出乘数模型并借鉴分位数模型思想,发现财政支出政策不利于缩小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财政支出效果越好,原因在于其资本利用能力,即财政支出对投资的溢出效应,造成第二产业增长幅度不同,最终呈现出财政支出效果不同.认识这一点对于在经济处于新常态背景下,有利于优化开发财政产业政策的作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