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下政治因素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政治因素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欧债危机下,出于对全球化发展的忧虑,为了维系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主导未来的中欧投资关系,欧盟仍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继续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并将国际投资问题政治化。中国需要在非政治敏感领域同欧盟加强合作:在资源问题上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协调,鼓励中国中小企业到欧盟投资、同欧盟中小企业开展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鼓励欧盟成员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城镇化进程、到中国投资兴业,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纠正欧方的对华不合理政策,并通过中欧经贸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维护中国利益,从而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实现中欧"双赢"。     

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诉求简析及对策建议

正自2014年1月以来,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三轮。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访问欧洲,以及欧盟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有力地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众所周知,欧盟是国际投资领域的先行者,研究其有关国际投资合作的政策诉求,对于进一步做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相关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中欧投资协定背景下江苏发展对欧经贸的思考

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经7年35轮,如期完成谈判、达成共识,这对于中欧建交45周年的2020年而言更显非凡意义。中欧投资协定的完成源于中欧双方多年的共同努力,为今后深化中欧双方经贸往来合作打开了新的篇章。协定的完成不仅对中欧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将对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有力拉动作用,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欧盟作为江苏极其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分析和研究江苏与欧盟经贸往来的基础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预判,对于江苏高水平开放,抢抓中欧投资协定的历史机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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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7年35轮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最终在2020年底宣告完成。据新华社消息,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在当晚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就如期完咸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回答相关问题。据该负责人介绍,中欧投资协定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着眼于制度型开放,是一项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协定。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任重道远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是在欧盟共同投资政策正在形成期时协商谈判的第一批欧盟层面的双边投资协定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以单独的投资协定形式进行协商谈判的欧盟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的挑战将是如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兼顾保护特殊行业以及如何适应中国对欧盟投资增加的趋势,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开拓更多的途径、争取更高程度的保护。     

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诉求

正自2014年1月以来,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三轮。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访问欧洲,以及欧盟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有力地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众所周知,欧盟是国际投资领域的先行者,研究其有关国际投资合作的政策诉求,对于进一步夯实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中国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探讨

中国和欧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和欧盟对于彼此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未来中欧双方合作发展的现实选择。本文提出中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本文分析了中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客观基础和困难,探讨了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包括的内容,并提出促进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     

欧盟贸易协定谈判机制研究

国际协定是欧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贸易有关的国际协定,包括贸易协定、合作协定以及联系协定等,也是欧盟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介绍欧盟贸易协定谈判权的法理依据、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与主体内部及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分析和研究了欧盟贸易协定谈判机制,以利于进一步了解欧盟法律和贸易政策,也有益于发展中欧贸易关系。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主要挑战及应对

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是目前中国参与谈判的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之一。随着近期双边领导人在会晤上的积极表态,已经历时五年的谈判在今年进入了新阶段。中欧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既符合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要求,又能为全球经济环境带来良性影响和示范效应。当前双方在市场准入、竞争中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等议题上仍存有分歧。在审慎考虑国情的前提下,中国有能力在协议谈判中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格局。     

中欧投资协定为投资保护筑法律基石

“中欧投资协定为中欧企业合作创造新的发展格局。”日前,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一带一路”服务机制主席王丽出席“中欧投资合作新机遇论坛”时指出。她认为:“协定签署后将为中国与欧盟26个国家(除爱尔兰以外)投资保护筑起强有力的法律基石。今后,中欧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要遵循国内法、国别法和欧盟相关法律,更要以CAI为先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