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机制研究——兼论中国公共支出均等化的政策选择

在一个公私混合经济中,公共支出归宿必须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具体而言,生产性公共支出更多地归宿于资源禀赋丰裕的富裕人群;社会性支出基于群众呼声和政府社会公平目标而大多归宿于贫困群体;在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前提下,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公共支出,如果政府考虑群体呼声和社会公平,则贫困人口得到公共支出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财政制度特征,利用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表明,理论模型的三个命题在中国是成立的。建议建立完备的公共支出归宿机制,以均衡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

根据边际效用理论,通过比较私人资本与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部分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率,可以判断公共支出配置结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通过选取1995~2006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还没有显现;公共支出项目在短期内对提高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是有益的,但在形成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以及改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条件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长期机制方面还不够。     

公平增长与公共支出的政策安排

社会公平问题是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发展战略相联系的，但总体的趋势体现为越来越以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为目标。公共支出作为政策手段的意义在于既直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又对公平的结果进行主动的调控和影响。本文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试图对不同发展背景和体制背景下公平与公共支出的关系进行归纳，并对发展与转轨过程中中国公共支出的公平性进行评价。     

最优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自巴罗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以来,关于最优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文章对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试图勾勒出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巴罗模型为核心,文章重点考察了后续文献从公共支出结构、公共资本、弹性劳动供给、拥挤性、排他性、非规模增长效应等方面对巴罗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并进一步概括评述了关于多级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最后,文章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公共资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一个含有两类不同产出能力的公共商品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优公共支出结构的依据是公共商品各自的产出弹性.进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3个发达国家1972～2009年的公共支出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常性(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负)效应.该研究结论为平衡预算下的公共支出结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公平的公共品、政府支出与最优经济增长

文章提出公平的公共品的概念与特征,利用带有政府支出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及其生产函数,通过比较静态分析,重新讨论了政府支出在最优经济增长模型中对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与消费水平的作用。     

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为经济学家们所争论。持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观点认为,政府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和其他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福利或服务,从而鼓励和便利了私人投资,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公共支出往往是生产率较低的,为融通政府支出而形成的高税收又会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缩减政府支出,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当然也有人持两者根本就没有关系的观点。     

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还没有脱离"生产性财政"的窠臼,财政支出结构僵化,财政支出职能的缺位和越位同时并存。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于中国而言,增加政府的经常性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增加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妨碍经济增长,且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还没有达到最优状况,经常性项目支出太少,资本性项目上支出太多。     

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80～2004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经济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不显著负相关性;维持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性.据此,提出了增加社会性支出、缩减经济性支出与维持性支出的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从中国实例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中国的这一问题，其中使用一些新的检验手段。经验结果显示中国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政府公共支出既不是国民经济内生决定的，也不对国民经济起到引导作用。在中国，强势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现象可能主要是上述原因。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三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并由此建立了两个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14个省区1991至2003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得出在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公共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公共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非常弱的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结果的政策意义在于,(1)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公共支出仍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2)有关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并发挥好公共支出中转移性支出的功能.     

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运用山东省1979—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对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结构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经济建设性支出与社会科教文卫支出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维持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     

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非限制性VAR模型方法,采用1980-2007年的年度数据,对振兴背景下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自2003年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经济增长与教育支出均出现增长拐点,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而在短期内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构成了辽宁省经济增长与政府教育支出两者之间的运动轨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税收、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推导出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经济会达到"竞争性分散均衡",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显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投资性支出、税率、利息率、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宏观税率为28.63%时达到最优值,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性。     

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国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

文章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由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反映)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指政府的净收入)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资源均衡配置——均衡态下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研究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资源配置上的集中体现是,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小,同时又能最大化地满足国防安全需求。实现这一均衡态的基本约束条件是建立政府与军方之间统一有效的国防预算机制。文章从分析国防支出与国防安全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通过建立政府与军方的博弈模型,分析了资源在国防领域与经济领域的配置达到均衡态时国防支出的增长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评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防支出的增长机制以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基本关系。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的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2)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3)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4)公共服务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负相关。     

中国共享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的分析

文章首先基于多维贫困指标SHPI构建了共享式增长指数PEG,然后运用公共支出、政府治理水平和部门效应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共享式增长。文章具体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影响共享式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调整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估计了各部门公共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文章发现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长期内,在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大类因素中公共支出方面的三个变量对PEG的影响最大。短期内,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