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优势与作用.文章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降低农民工生活成本、 提供人文关怀和教育培训、 部分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等机制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补充措施,丰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涉及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和基本社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利益关系,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主体在博弈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满足政府主体的利益是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政府主导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农民工和城市原居民等非政府主体的利益,直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稳定城市化。     

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为了解经济增长减速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现状,我们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缺乏技能、文化程度低、农民工被动性流动就业问题突出;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与就业不足、就业增长缓慢;农民工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决定上基本没有定价权,收入水平偏低且有下降趋势。同时,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及职业发展前途有限等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需要改变和调整现行的农民工就业政策,运用法律手段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实施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以推动和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提高其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找寻与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该文基于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富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移进城这一国情实际,顺沿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源,分解经济增长作用渠道与路径,发现农民工"半城市化"严重抑制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益于提振消费拉动效应,强化劳动力要素效应,放大城市化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农地流转、住房选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96个城市的城市特征数据,通过Biprobit模型和IV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流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①农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②对于全样本农民工,农地流转推动了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市场整租房、自有住房过渡,进而提高了其市民化意愿,加速其市民化进程;对于农地流转农民工,农地流转租金的提高能推动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自有住房过渡,提升其市民化能力,进而增强其市民化意愿;③从边际效应看,提高农地流转租金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边际效应远小于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表明现阶段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相较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农地流转更多起到为农民工与农村、农业解绑的作用。     

推进长期进城农民工美好安居城镇的总体构想和重点举措

长期进城农民工规模巨大，他们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长期定居，但由于缺少“稳定住房”,导致其在落户和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面临重重障碍，而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不高的关键原因。促进长期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定居，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稳定城镇化增速，提升市民化质量，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此，建议聚焦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注重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实施“长期进城农民工美好安居行动”,围绕加强住房和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完善农村“三权”维护与退出机制、构建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创新机制、综合施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廊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着眼于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注重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平化与均等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城乡之间的人口转移决定了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廊坊市近年来城镇化进城不断加快,在河北省处于前列,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的加快,廊坊新型城镇化也步入新阶段。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对于廊坊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廊坊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推动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廊坊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现状及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探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一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突出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却在当前社会高速发展中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如何实现市民化。这个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问题、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政府、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合力,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

本文在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伴随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农民工社会保障“广东模式”与“上海模式”研究

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央和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高度关注,各地方政府在探索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文章通过分析这两种模式的其本特点、优点和局限性,提出了改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建议。     

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的农民工收入问题思考——基于主观感知视角的实证研究

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农民工城市流迁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还有部分农民工仍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迁模式已在明显弱化。因此,以北京5区县为样本取集聚地,针对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幸福感知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边际效用影响力在下降,农民工积极感知呈上升趋势,表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正在改善,这与社会关注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群体主导有关。在收入水平短期内难以获得大幅提升的现阶段,政府应致力于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权利等国民待遇平等环境创造,尽可能激发农民工群体正向心理潜能,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农民工大量占用城市公共资源了吗——基于上海市1 44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对农民工占用城市公共资源情况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确实占用了部分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但这种占用是有限的，农民工并没有大量占有或公平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因此，完善制度设计，逐步实现农民工较公平、充分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工“候鸟式”迁移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 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杭州的调查

宅基地流转是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涉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转变等问题。目前进城农民工放弃宅基地现象较为普遍,引起学界关注,有关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日增,但是对于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差异分析并不多见。基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本文在杭州市城区浙江籍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SPSS的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影响程度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退出意愿。本文建议针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增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减弱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引导农民工退出旧宅基地。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中国城市住房市场中存在明显的分割,"城中村"等居住环境恶劣的"非正式"住房容纳了大量农民工。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住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针对农民工的单纯住房数量的供给在低端产业占主导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但在高技能产业比重逐渐增加时其效果逐渐衰减。相反地,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的政策能够使住房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同时,这类改良政策能够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资源非生产性损耗,使得分给城市原有居民的"蛋糕"份额也会变大,因此有希望成为一个可以自发实现的内生政策变迁过程,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和社会和谐。     

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异的影响——基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探讨

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异的影响。基于对大连市1032名外来务工人员的经验研究,发现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会依户籍性质或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外来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户籍歧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收入劣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工作经验与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对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工作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对高教育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上升具有显著的动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