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股权激励双重效应吗?——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框架,构建了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路径分析模型,并运用2007-2012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作为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主体,经营层与终极控制人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强度及其双重效应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经营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终极控制人权力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两者在对股权激励强度作用的过程中存在冲突,终极控制人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作用更为强烈;股权激励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效应,而在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权力的双重调节效应下,这种抑制效应更为凸显;股权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过程同样受到来自两类权力双重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下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以2004年～2007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力越强,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最终控制人的产权类型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影响显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私人控股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比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更加敏感,其股权制衡能力的增强更有助于改善激励效果.     

市场竞争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互补还是替代

本文以2004-2009年的76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市场竞争及股权结构为研究对象,检验市场竞争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为股权集中后对股权代理冲突和控制权代理冲突的影响,而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非但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治理效应,相反其控制能力的增加会导致代理冲突的激化;市场竞争度对两类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显著,且市场竞争度与股权集中度的治理效应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与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控制能力的治理效应之间则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股权代理成本可细分为两种:一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引起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建立了两个回归模型来分别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提出通过调整和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降低其股权代理成本的建议。     

监事股权激励、合谋倾向与公司治理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授予监事股权激励究竟能够提高其监督积极性,还是导致其独立性削弱从而增加合谋风险?本文从公司治理整合视角出发,运用2006～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监事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由监事股权激励所引致的双向合谋风险在实践中并未显现;相反,却在债权融资约束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调节作用下,监事股权激励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抑制了监事与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倾向;并且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下,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抑制了监事与委托人之间的合谋倾向。由此可知,监事股权激励并非引致合谋的真正缘由,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的完善才是实现监事股权激励效应并有效规避合谋风险的前提与保障。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高。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发挥着中介作用,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股价崩盘风险较高、上证A股指数较低、熊市年度组、信息质量较低组更加明显,这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引起的。最后,本文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     

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资本结构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有效的约束和激励经理行为,减少代理问题。从资本结构角度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关键是分析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逆向揭示出股权结构是否发挥了治理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得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过于集中,不利于公司治理;管理股权对经理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相对而言,法人股东更有利于公司的治理。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上市公司治理的另一种分析框架--兼论进一步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思路

本文认为西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单委托代理理论 ,主要是针对以股权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构建的一种公司治理理论 ,不适合作为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本文针对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在已有的单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和构建了一种新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分析框架———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的分析表明 ,对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言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比单委托代理理论的解释力更强 ,更有利于实现降低这类公司的双重代理成本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还依据双重委托代理理论 ,初步探讨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思路和设想。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集团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代理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大股东代理问题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集团控股股东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自然人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比国有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问题；集团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分布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呈现先上升，後下降，再上升的波浪形，反映出随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的变化。其对上市公司利益侵占程度有所不同。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

公司治理的基础是股权结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股权分置制度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着公司治理。根据代理理论,股权代理成本可以划分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所以本文就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视角,以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得出股权集中度可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但会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负债也会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而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并未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     

双重代理成本与债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1998-2006)

本文在经典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转型期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对双重代理成本的制衡机制.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债务对代理成本Ⅰ(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大量的债务甚至为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提供了现金流支持.债务治理机制对于代理成本Ⅱ(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文章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绩效依赖于公司的性质及其他治理变量,需要具体细分其机制和渠道.同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机制的确也在不断优化,对企业价值逐步能够起到正向作用.这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对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财务治理成本和财务治理收益两个角度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对债务期限结构和工具结构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流动负债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财务治理作用,虽然在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和提升公司价值方面效果显著,但却不能有效约束经营者以促使其不断提高公司会计业绩;(2)银行借款的确存在软约束问题,既不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也不能提高公司业绩;(3)商业信用负债总体上能够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效应,既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又能提高公司业绩;(4)公司债券由于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极低而与股权代理成本以及公司业绩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而对财务治理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双重委托代理下的股利政策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攫取中小股东利益.本文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单层、双重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了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研究结论认为,在单层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将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风险成本和总代理成本.     

股权结构、股改效应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07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的数据,研究股权结构、股改效应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股权集中更有利于控股股东对管理层行为的控制,从而减少代理问题的发生;机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有利于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上市公司是否完成股改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且股改完成年份越早,代理成本越低,表明股改效应的确促进了代理成本的降低,且这一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得到较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