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习俗诗话

相传端午节源自人们纪念屈原,因此,很多文人都在端午时节作诗纪念他。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诗,深情歌颂和缅怀了屈原：“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杜甫诗歌叙事模式及其功用探析

杜甫的叙事诗在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并且成为后世楷模。他的叙事诗大多表现了对社会现状的担忧反思,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他的叙事诗模式多种多样,但风格始终保持基本一致。在他的诗歌中,叙事永远只能作为一个手段为他的诗歌主旨服务。     

晚唐-杜耀诗坛——论杜牧诗的情思与风格

杜牧是晚唐时代最突出的诗人之一。由于他家世优越，少年早慧，并较早地以政治和历史的眼光视世，所以对晚唐社会的黑暗与破败，认识得十分深刻。他以这种主体性的存在，化为诗的创作，则显示出积蕴深厚的审美情思与俊爽峭健的艺术风格，在唐代诗坛上以“小杜”标列为与众不同的特出诗人。     

蔡琰《悲愤诗》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比较

《悲愤诗》是建安时期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这两首诗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从蔡琰《悲愤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独特价值入手,探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蔡琰《悲愤诗》所开创的中国古代叙事诗传统的创新与突破。     

蔡琰《悲愤诗》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比较

《悲愤诗》是建安时期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史上,两首诗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该文试图从蔡琰《悲愤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独特价值入手,探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蔡琰《悲愤诗》所开创的中国古代叙事诗传统的创新与突破。     

唐代商贾小说中胡商形象的建构及文化探寻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胡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代商贾小说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胡商形象,记录了胡商在唐朝的商业活动,也反映唐代人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胡商形象在唐代商贾小说中大多是正面的、被“美化”的。通过胡商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分析,探寻胡商形象被“美化”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唐代人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的心态及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思考。     

从词汇史看?木兰诗?的语言年代

从语言上看，?木兰诗?非北朝时所产生，很可能成诗于唐代前期。?木兰诗?中的很多词语都可见于唐代文献，如“鞍鞯”“点兵”“惊忙”“儿”“地”“爷娘”等。这些唐代新词在诗中出现比例较高，是该诗成诗于唐代的较好脚注。     

新诗格律化的重大理论发现与拓展－－略论陶保玺对“郭小川体”的理论升华

陶保玺以《新诗大千》填补了我国新诗“体批评”的空白。其中对“郭小川体”的论析，是对新诗格律化的一种超越之论。在该书问世一年后，陶先生又发表了《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待的贡献》，该对郭小川诗的理论概括和美学升华，又有新的提法，在借鉴卞之琳先生的“参差均衡律”一说后，他更加坚定并发展了他对“郭小川体”的认识。在弘扬郭小川现代格律诗具有“参差均衡差”的同时，他进一步评价郭小川在新诗格律化发展史上的超越前辈和同辈诗人的历史地位。郭小川所做的贡献是创作实践上的，而陶先生在新诗格律化理论方面的建树，也同样是彪炳史册的。陶保玺的诗学理论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反常思考”及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一)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在市场预测、经济决算、经济管理中,屡见不鲜地使用“反常思考”这个词。供以拓展视野,纵观全局,科学决策,达到获取最佳效益的目的。从国外介绍的资料看,“反常思考”绝非唯心主义的空谈、瞎想,而是根植于对现实与未来的正确分析之中。日本松下公司当他们的产品“统治”世界市场之时,则立即宣布:这类产品的竞争力已经“等于零”。能说他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吗能说它无视现实、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当然不是。我们常说“居安思危”、“富不忘贫”、“胜而戒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不过强调的分寸有所侧重罢了。所以,“反常思考”是恪守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法则,从新的高度去能动的、发展的认识、把握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辩证思考。“反常思考”作为一种符合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不仅适用于商品经济的决策和管理,也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二)近年来,物价上涨很快,腐败现象严重,群众抱怨迭起。我们的形势教育被医务人员看成“头醋不酸、二醋不辣、箭不中靶、尽讲空话”。为此,我们开展了座谈调查,发现医务人员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有失公正,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而忽视了主流,缺乏辩证认识。为解开大家淤...     

李商隐与中国诗学传统(上)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上影响深远也颇具争议的人物,对李诗的解读与评价历来为学人所关注.本文将李商隐及其诗作置于中国诗学传统的广阔背景进行考察,指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分别继承了“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两大传统,把诗可以怨发展为诗可以感伤,将美刺比兴发展为比兴兼融.以比兴兼融的艺术来抒写感伤的心境是李商隐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其诗作独具魅力和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长恨歌》的叙事视角转换及其作用

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功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叙事视角呈现出由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逐渐向人物叙事转换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种视角功能各不相同,使诗歌的主题出现了由批判讽刺向同情惋惜的转移。而叙事视角转换的推动力,则来自“人”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王安国诗歌略论

王安国在当时颇负盛名，但后世却少人问津，以致于文集散佚。现在我们只能从《瀛奎律髓》的选诗和方回的评价来分析王安国的近体诗，由此得出王安国的律诗融合了宋初昆体的雍容富丽和白体的畅达闲适又参以杜诗的句法，形成了自己富丽闲雅的诗风。而从其几首古体佚诗中，又可看出王安国长于议论的宋人格调，及其反映现实的一面。总的来说，王安国是宋诗从新变到成熟的历程中一个过渡性人物之一，通过对其诗歌的分析为宋诗的发展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论于坚诗歌的抒情策略

于坚尽管提出了"诗不抒情"的观点,但并不能说于坚诗歌完全拒绝了抒情性。通过考察其具体文本,我们发现于坚诗歌只是在抒情策略上呈现出不同。冷叙述、意象的淡化、将情感融入语感之中等都是于坚诗歌中常见的抒情策略,也大大拓展了现代诗的表现域度。     

浅析《型世言》的叙事特征

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型世言》,可以看出其叙事视角灵活多变,叙述方式独特,说明作者在“树型今世”的创作主旨下还是非常注重小说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运用,有助于“型世”的目的。     

论历史叙事的可靠性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总是以＂实录＂和＂虚构＂来区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认为真实与否是界定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基本标志。事实上,历史叙事中隐含着不少的虚构成分,历史并不是总以真实面目示人。     

民间叙事与文人写作

民间叙事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人写作共同构成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其最重要的载体是民间口传文本。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文人写作群体的扩大,民间叙事一直处于“退行性演变”当中,小区域、小族群语言的原生口传作品日益消失,如何挖掘、甄别和保护民间叙事资源,延续本土文化的根,了解民间叙事和文人写作的边界与相互影响,成了重要的前提。     

叙述角度中的权力自限

叙述角度与叙述形态(人称)是密不可分的,叙述角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权力自限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力自限与悬念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叙述者必须突破有限叙述角度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跳角”。     

论《宣叙》的叙事策略

《宣叙》运用不可靠叙述、限制叙述和多层次的动态叙述的叙事策略消解了叙述者的叙事权威。小说中,罗伯塔对于麦吉的追问和关心象征了新一代的年轻黑人不再逃避难以言说的历史和伤痛,力图寻求本民族的精神和主体意识,同时与特怀拉象征的白人民族寻求一种民族融合。     

论《创世纪》的重复性叙事风格

重复性叙事是《创世纪》一个重要的叙事艺术策略与审美风格。叙事话语、类型化场景与叙事意象是重复性叙事特征的三个维度。     

解读古典小说《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

古典艳情小说《痴婆子传》是中国历史上遭禁毁的书籍之一。小说的叙事艺术蕴含了一种独特的小说观念,作品把女性视角的自我讲述、第一人称内聚焦限制叙事、倒装叙事与讽刺修辞等多种叙事手法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一种独创。《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已具有现代小说的艺术特点,具有高超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