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关于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简单易于操作，但不符合当今社会醉酒人犯罪的复杂性这一客观事实。借鉴国外的合理处罚依据，才是刑法完善的最好途径。外国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     

论情境预防在醉酒驾驶犯罪预防中的应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将危险驾驶入刑，其中醉酒驾驶是危险驾驶的表现形式之一。这说明，立法者已采取了刑罚预防的方式来规范醉酒驾驶行为。然而，醉酒驾驶犯罪自身的行为特征决定了情境预防在预防此类犯罪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司法实践中，只有借鉴情境预防的相关理论，引入情境预防的相关措施，才能更好地预防醉酒驾驶犯罪。     

“危险驾驶”行为不宜独立设罪——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的评析

危险驾驶行为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刑法修正案（八）将飙车、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迎合了社会公众要求打击此类行为的舆论。但是,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有悖刑法谦抑性,会造成刑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和实践操作上的困难。通过解释和完善现有刑法规范,完全可以满足对高危驾驶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需要。因此,在刑法中单设危险驾驶罪没有必要。     

事件/政策

醉驾入刑醉酒驾车是一个时期以来常见多发的严重违法行为,给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车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随着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于5月17日下午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     

新刑诉法背景下危险驾驶量刑均衡问题思考

在刑法修正案（八）公布以前,由于我国《刑法》立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轻刑化,大众往往对危险驾驶行为在法律上的处罚没有忌惮,众多醉酒驾而引发伤亡的事故逐渐见诸报端。在众多危险驾驶行为案件的频频出现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涵盖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模式的危险驾驶罪,极大程度的减少了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     

由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引发的刑法理论思考

曾引起全国关注的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致使多人死亡案,随着终审判决的结束,终于落下帷幕,但由此引发的刑法理论界关于对此案的讨论却没有结束。孙伟铭一审被判死刑,这是全国首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者判处死刑的案件,法院是基于何种考量进行定罪的?终审判决,孙伟铭被判无期,又是基于什么的考量?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谅解书在本案的判决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刑法心理学分析探讨

刑法是规制行为的法律,是行为刑法。而行为是以心理为基础的。因此一部刑法能否发挥它的行为规制功能,实现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效果,它是否符合人的心理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刑法科学性的要求,它不同于传统的以价值理念为指导的刑法构建。对此,运用心理学理论对刑法和刑法理论进行心理学分析。     

刑法心理学分析探讨

刑法是规制行为的法律，是行为刑法。而行为是以心理为基础的。因此一部刑法能否发挥它的行为规制功能，实现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效果，它是否符合人的心理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刑法科学性的要求，它不同于传统的以价值理念为指导的刑法构建。对此，运用心理学理论对刑法和刑法理论进行心理学分析。     

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本文主要讲的是从古代到近代刑法及其观念的演变过程。本文主要采用的论文叙述法为刑法思想史和刑法制度史的结合。作者认为近代的刑法观念一共可以分解为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权力可以惩罚犯罪行为，犯罪既是一种行为，在主观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罪恶，而刑法则可以说明是对意志的拯救以及对犯罪的报复。因此本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将客观归罪过渡到救赎主观的罪恶，基督教的神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刑法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论在中世纪将主观因素注入到宗教这一过程中形成，第二，刑法人道主义将代替残酷的肉刑。古代对犯罪的惩罚主要是在肉体上进行惩罚，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强调了人道主义原则。     

刑罚视角下的刑法浅析

部门法种类多样,各自在不同领域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但仿佛唯有刑法最铁面无私,令人敬而远之;也仿佛因为刑法,人们才寻觅到生活在社会中的安全感。而这种种对刑法的直观感受,无不皆因刑罚而起。如果能透过刑罚这一关系看刑法背后最实质的博弈,刑法将更为自信地发挥其功能效用。     

论刑法信仰的哲学基础

刑法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对刑法信仰进行深刻审视,并深入研讨"刑法信仰的哲学基础"这一鲜见命题,从而探言只有刑法信仰的客观基础——理性、正义以及主观基础——认同、信任的有机统一,才是实现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必由出路。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

期待可能性,是指依据行为之际的现实情形,能够期待行为人不实施犯罪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反之,则为期待不可能性。作为一种思想,期待可能性可以追溯到中外古代法律中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则产生和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以著名的"癖马案"为起点,这一立足于规范责任论的理论,已经由德国扩展至日本以至我国的台湾地区,成为被大陆法系刑法学界所认同的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的刑法理论,不仅能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对原有的刑法理论体系进行合理的重新构造,而且会使我国刑法理论更具谦抑性和人道性。本文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有哪些借鉴作用做一些浅显的探讨。     

“借酒消愁”抑或“饮酒为乐”：居民生活满意度与饮酒行为、醉酒频率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源远流长的饮酒文化与方兴未艾的饮酒消费相互作用。饮酒作为一种存在健康风险的消费行为,面临生活压力的都市居民是“借酒消愁”还是“饮酒为乐”值得辨析。本文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2017年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生活满意度对饮酒行为和醉酒频率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生活满意度对是否饮酒、醉酒频率有显著的负作用,生活满意度越低,越有可能产生饮酒行为、增加醉酒频率,说明上海居民的饮酒行为更多是“借酒消愁”而非“饮酒为乐”,女性群体“借酒消愁”较男性更为明显;此外,抑郁情绪在生活满意度对醉酒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研究还发现“借酒消愁”效应在工作和家庭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工作满意度与家庭亲密程度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受教育水平、家庭同住等因素对饮酒行为和醉酒频率也有显著抑制作用。     

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入罪门槛的立法完善

入罪门槛是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标准,也是区分违法与犯罪的重要依据.其立法目的在于合理划定犯罪圈.为区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将“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门槛.但从刑法法理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的这一设定存在明显缺陷,应当予以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体制及完善

刑法的严厉性和最后性决定了集中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的重要性。司法解释对我国立法、司法及法治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刑法司法体制是完好元缺的,其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法、检解释效力矛盾;解释主体混乱;解释形式混乱;解释角色错位等。这些不合规格的刑法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适用的合法性、严肃性,不利于刑法功能的充分发挥。     

商事仲裁枉法行为的刑事规制研究

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颁布,新设立了“枉法仲裁罪”,该罪名的规定是我国对于商事仲裁的刑事规制的最新发展,符合商事仲裁发展的价值要求和目前我国商事仲裁实践中的现实需要,但是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六)第二十条之所谓“枉法仲裁”的规定却没有很好地表现这一初衷,反而呈现出刑法不当扩张的突出表现,呈现出以刑法为代表的公权力对民事自治原则的侵害态势。     

商事仲裁枉法行为的刑事对策研究

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颁布,新设立了"枉法仲裁罪",该罪名的规定是我国对于商事仲裁的刑事规制的最新发展,符合商事仲裁发展的价值要求和目前我国商事仲裁实践中的现实需要,但是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六)第二十条之所谓"枉法仲裁"的规定却没有很好地表现这一初衷,反而呈现出刑法不当扩张的突出表现,呈现出以刑法为代表的公权力对民事自治原则的侵害态势。     

刑法中的浪漫

浪漫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但刑法中的浪漫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征。浪漫主义对刑法的宏观影响催生了刑法主观主义,同时又具体体现于费尔巴哈、刑法对人的观念及刑法国家观这三个方面。无论是立法上还是理论上,刑法至今仍有着浓厚的浪漫色彩。随着主观主义刑法思想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刑法中的浪漫将继续长存。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1]。为防止刑罚使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罚权在制定和使用上必须是收缩的,起补充作用的。     

德日被害人承诺错误理论综述

在刑法体系中,被害人承诺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被害人承诺错误更是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对整个刑法体系中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这一问题反映着刑法学的基本立场。通过研究回顾大陆法系,尤其是德日关于被害人承诺错误理论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