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康德“永久和平”思想

永久和平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从个人到国家,从国内到国外,在自然权利观和契约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公民观点,根据大自然的合目的性规律,各个国家将组建和平联盟,最终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尽管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还存在些许不足,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构想对当今时代仍具有积极的启示.     

理性和信仰的建构——康德伦理思想的现代思索

康德从理性出发推出自由意志，又从自由意志推出道德法则，从而完成了理性对普遍性的规范伦理学是否可能的构建。而通过悬设“上帝存在”使“至善”成为道德上的“应然”，从而完成了信仰对普遍性规范伦理如何可能的构建。笔者看来，多元文化背景下理性和信仰的交互构建可以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性伦理规划和建构的一种探索方式。     

儒家终极关怀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与借鉴

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精神安顿和终极关怀的问题日益凸显,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儒家形成了一整套终极关怀理论。从儒家终极关怀理论中汲取智慧,联系实际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将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解决现代人终极关怀的一条有效途径。     

权力、道德与永久和平——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思想再阐释

汉斯·摩根索的国际政治思想需要重新解读。作者重新阐释了其"现实主义六原则",认为实际上在没有这六原则的《国家间政治》第一版中,摩根索的理论思想已然完整清晰,并持续至第七版。同时还原了其"理论理解"和政治行动的两分:即"争强权"和"求和平"。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理论理解"为: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权力的斗争。在理论理解基础上的求和平过程中,摩根索首先将从国际政治理论推演上均势的不可能同实际历史中经典时代的均势全盛之实际生成相对照,引入道德共识这一因素作为均势成功的补充,并得出结论:均势得以存在和维系数百年,最根本在于依赖道德共识。而摩根索认为解决他那个时代的唯一可行及牢靠的方式是"永久和平",即,只有当所有国家放弃主权,全球变为一个国家时,国际间牢靠的永久和平才能实现,第一步能做的是复兴外交。而这种外交中,多有之前所谓道德共识因素的影子,区别在于外交复兴的目的不是均势而是永久和平。在摩根索那里,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的最终目的地是"永久和平"。     

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哲学的批判精神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相关性

我国对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相关性的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相关性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加强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相关性研究迫在眉睫。针对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本文从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相关性的6个问题出发,通过介绍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内容,分析贸易保护与多边发展的内容,研究合作共赢与孤立主义的内容,探讨政策运用与税收共治的内容,阐述境内税制与边境税制的内容,论证减税新潮与协调机制的内容,可为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税收相关性的研究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论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权力政治之比较

作者以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参考,从国际制度与权力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国际制度相对于权力政治而言是居于第二位的因素,其作用的发挥受权力政治的制约;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互利性和适用性特征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实施能力。国际制度在受制于权力政治的同时也能对权力政治发挥不可忽视的缓解和制约作用。随着国际环境相关因素朝着有利于国际制度增生和发挥作用的方向转变,国际制度的这一作用会日趋凸显。     

论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论源泉

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具有三个理论源泉 :其一 ,基督教教义。威尔逊笃信的基督教赋予其外交思想浓厚的宗教远征氛围。其二 ,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使威尔逊的国际政治思想强调公意与民主的作用。其三 ,威尔逊对现代性的认识。现代性在加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相互依存的同时 ,一旦失控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是现代性要求的产物。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论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权力政治之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以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参考,从国际制度与权力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国际制度相对于权力政治而言是居于第二位的因素,其作用的发挥受权力政治的制约;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互利性和适用性特征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实施能力。国际制度在受制于权力政治的同时也能对权力政治发挥不可忽视的缓解和制约作用。随着国际环境相关因素朝着有利于国际制度增生和发挥作用的方向转变,国际制度的这一作用会日趋凸显。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借鉴政治社会学有关抗争艺术的理论模式,作者尝试对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抗争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战略行为在现有秩序中的依法抗争以及作为战略思维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思的日常抗争。重新思考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超越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二分法。中国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协商秩序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脱离中国现象,这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均有所体现。作者因此提出一种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该思路主要由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三个方面组成。问题领域通过核心议题和研究路径相结合加以确定,理论突破主要围绕着有别于西方特质的中国特质展开,学科弥合则是实现前两者必须具有的知识结构。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能够缩小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差距,而且也能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中国学派甚至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提供有力的支持。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and International Reserve Holding Behaviour: A Case Study for Korea,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and Thailand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holding behaviour of four Asian countries that experience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Korea,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re investigated. The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is modelled and the effect on reserve dynamics, reserve accumulation, and reserve volatility is estimated. Estimations are taken for two periods—pre- and post-crisis—and the structural break test i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change in the effects on reserve holding behaviour.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general, support the evidence for the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effects on reserve holding behaviour after the crisis. This would be one of the evidences of the precautionary motive for reserve holdings after the crisis.     

国际格局变化和对策研究

文章分析了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趋势.全球正处在一个矛盾交织的时代,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在各种力量相互联系和作用下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主基调没有变化,但是全球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的形势确实在加剧,特别是非传统安全以及部分热点地区的形势变化很可能给国际形势带来变数,世界各国迫切需要携手应对挑战,抱团管理危机,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为中国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既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战略和机制,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立足点;“政府与民间互动、多边与双边互动、维稳与改革互动”;“静观态势、信达天下,平衡外交、讲究务实,积极谋划、少说多做,立足国内、深耕国际”;为我国现代化事业服务,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多作贡献.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了明显接近的趋势。比较政治学形成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理论路径,国际关系学则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支理论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理论合流趋势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两学科合流研究的现实问题情境。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研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亟须两学科的合流研究:一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崛起之间的相容性,二是中国的政治学习与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开放对话的过程。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El Salvador

Countries in post-conflict transitions have to reconcile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with the additional burden of re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se countries which make them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ose pursuing normal development. Second is a discussion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hese transitions pose on the countries involved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support them. Third,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El Salvador—by all standards a success story—how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ad to adapt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