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规则》的评析和探讨

《鹿特丹规则》以其显著的创新机制引起相关行业的密切关注。本文在回顾《鹿特丹规则》签字仪式及此后的最新进展的基础上,简要介绍该规则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比较该规则与《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的主要区别并加以评析,概括《鹿特丹规则》在现实运用上的状况,并试论《鹿特丹规则》对我国《海商法》的启示。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规则的重建之道

随着人口流失、共识消解以及秩序失范等乡村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原有的乡村治理规则备受考验,并逐渐陷入了一种失语困境,即内生性规则的认同离散与效力式微、建构性规则的文本缺失与执行异化、规则之间的立场对峙与价值分歧。"三治融合"背景之下,其内含的规则理性日益凸显,表现为以公共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以有效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重建乡村治理规则必须从达成公共规则共识、重构治理规则体系、重塑规则规制效力等方面入手,进而契合"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与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框架下,运用福利损失函数和脉冲响应方法研究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规则相对于利率规则,使外生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持久,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应该逐步从货币供应量规则转向利率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前瞻型利率规则、后顾型利率规则和泰勒规则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相差不大,从便利的角度出发,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后顾型利率规则。     

宪政规则变革的理由与范围——立宪政治经济学的立宪改革思想

在分析立宪改革的过程中,立宪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有限的契约主义视角、契约式立宪改革立场和个人主义分析模型。宪政规则的重要性是立宪改革的前提条件,规则的基本社会功能、个人选择的时间维度以及规则与公正之间的关联都可以为这种重要性提供论证。就规则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为宪政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可行性理由,而既定规则下的社会困境则提出了变革宪政规则的迫切要求。然而,制度选择与市场选择的逻辑差异证明不能将市场自然秩序原理延伸应用于宪政规则的选择中,宪政规则不会像市场秩序那样实现自然变革。在进行立宪选择时,必须将立宪改革限定在文化规则的范围之下,立宪改革是在立宪层次上对具有前瞻性、普适性和持久性的宪政规则的变革,而不是直接改变分配结果。立宪改革不仅要设计对政府和个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宪政规则,而且还要保有公民变革这种宪政规则的权利。     

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量表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共同市场规则是建立长三角共同市场的基础,且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的量表构建是进一步研究共同市场制度安排及协调机制的首要任务。由此,在现有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构成要素是产权规则、劳资规则、竞争规则、市场交易规则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的规则;建立各要素的测度量表。以长三角153家中小工业企业为调查样本,对量表效度和信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和结构效度,从而为长三角共同市场制度安排、协调机制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济立法三十年 国家经济干预更为法定化

市场经济不是靠政府指令运转,而是靠规则,不仅企业要讲规则,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微观规制,也要讲规则,而其中最主要的规则,就是法律。     

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的契约解释

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包括主体资格规则、查阅对象范围规则和正当目的规则。文章以公司契约理论为理论工具,对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进行了契约解释,揭示出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首先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监督成本、强化股东监督以减少代理成本,其次在于防止股东滥用权利行使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我国股东查阅权立法应当正确地反映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     

管理中的三种规则

规则包括三种形态,即明规则、潜规则与＂空规则＂。明规则即明文规定,大到法律,小到各式各样的具体规定。明规则人人需要遵守,特别是针对初级管理者而言,必须照章办事,不可灵活变通。企业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如此。     

美国“本国货币规则”析评

本国货币规则是指法院对诉讼请求为支付外国货币的案件做出判决时,必须将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货币予以判决的规则。本国货币规则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少有。美国本国货币规则的渊源未形成定论;其转换基准日有多种规则,常根据汇率发生变化。美国本国货币规则中蕴涵了国家货币主权、有利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等国家利益;但其又存在着歧视外国货币、违背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缺陷。本国货币规则体现的国家主权理念和对国家利益的捍卫值得我国借鉴。     

加强家园合作 共促幼儿发展

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及规则能力,是幼儿学习、生活的保证。规则意识的形成及规则能力的发展,不仅影响幼小衔接中的社会性适应,也将影响一个人的适应社会的程度。家园合作,将带有强制性、必须遵守的规则内化为自主、自觉、习惯的良好行为,为幼儿顺利度过其关键期和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数据流动已成为贸易规则谈判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RTA（区域贸易协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指数和测算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实证分析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理论机制上，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促进服务贸易数字化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实证结果表明，缔结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深度的增加均会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分规则类型来看，数据便利类条款、数据保护类条款、数据流动类条款和数据例外类条款深度的增加均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匹配的国家对来看，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缔结和规则深度的增加均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数字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与推进方略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型贸易模式,数字贸易将对未来的贸易方式、贸易产品、贸易参与者、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从微观市场主体、市场效率以及全球贸易发展新动力等角度来看,数字贸易都能衍生出积极的经济效应,有望进一步提高贸易参与者的福利。但也正因为其全新的生产和交换属性,数字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特别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体系还未有效构建,各国数字贸易监管规则和重点也不同。鉴于此,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提高数字贸易战略地位,探索形成数字贸易发展新理念,并着力推动在WTO框架下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加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数字贸易背景下新的产品分类体系。     

TPP谈判及其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由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和全球贸易结构尤其是服务贸易结构趋向高级化,加上美国的强力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不断演进,TPP谈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TPP谈判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要求开放服务业,还关注贸易背后的诸如劳工和环境标准的问题,其谈判的分歧取决于谈判各方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美国的贸易规则。一旦TPP施行,美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将得到增强,并且美国贸易商将获得规则上的优势。而对于中国而言,TPP的施行将给中国出口带来负面影响,但中国可以选择深度开放、加强双边或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利用上海自贸区对TPP规则进行融合等方式来应对TPP的影响。     

TPP与TTIP浪潮下全球贸易规则重塑问题

近几年,美国在全球掀起TPP与TTIP浪潮,旨在打造所谓新型、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并借此机会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TPP与TTIP中一些贸易规则的新规定无疑会对非成员国间乃至全球的贸易规则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但却不能决定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在美国力推TPP与TTIP浪潮背景下,中国相关的FTA进程存在很多问题,从而会削弱中国在全球中的竞争地位,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力推TPP与TTIP浪潮的原因与目的及其对全球贸易规则重塑的影响,并给出了此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措施。     

论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与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优惠原产地规则作为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特征,对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日益凸显。本文首先描述了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特征。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额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     

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现实挑战与构建策略

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框架是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新兴议题,也是各国对WTO改革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税收、数据(设施)本地化、数字贸易市场准入、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境电商便利化是建立全球数字贸易框架的关键议题。目前,跨境数据流动共识规则缺失,数字产品或服务征税争议较大,数据(设施)本地化立场不同,云计算服务分类和准入存在分歧,保护数字知识产权诉求较多,贸易便利化规则尚不明确。中国支持全球各国在WTO框架下开展数字贸易新议题、新规则的谈判,具体建议包括:确立WTO在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建立鼓励创新、兼顾公平的数字税收规则;建立以保障网络安全为基础的数据本地化规则;尊重各国在数字领域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合理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积极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进展及中国的对策

数字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全球贸易方式,而且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目前,数字贸易规则已经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甚至其内涵和分类都未正式做出规定。主要经济体对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立场各不相同,美国和欧洲在跨境数字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当然, WTO框架内、CPTTP、TTIP、TISA等谈判使电子商务基本规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核心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我国应当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从理论研究、顶层设计、国内立法和国际谈判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把握制定符合中国利益诉求的规则的主动权。     

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的选择

2018年以来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强力推动“高标准”贸易规则,使其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修正主义特征和偏执性。对此,霸权周期理论、国内经济周期变化、权势集团的操控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等分析视角难以就其贸易政策倾向和风格的选择进行有效解释。资本和霸权的关系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因素,其主线是资本向霸权渗透并利用霸权力量寻租,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构建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霸权异化包括两个维度,即资本向霸权渗透的结构性或制度性路径和霸权国家的经济集中或分散嵌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方式。其中,渗透路径影响贸易政策的风格,嵌入方式影响贸易政策的倾向。制度性渗透带来灵活性,而结构性渗透带来偏执性政策。集中式嵌入带来维护现状政策,而分散式嵌入则会刺激修正主义政策。从现实经验看,1986年至今美国对待跨国投资保护规则和“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经历了从灵活地修正到偏执地修正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霸权异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美国在霸权优势动摇时期贸易政策选择的复杂性,有助于新兴大国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y in service of trade? Case: early trade policy relations between Finland and Japa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ales networks of the Finnish forest industry

This article scrutini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st-favoured-nation (MFN) treaty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y and its results in transnational trade. As cardinal agents of trade policy, governments act as ‘umpires’ in formulating and guarding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hile the ‘players’ are private corporations which conduct commercial operations in the playing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inno-Japanese trade relations, the player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their trade networks (corporate interconnections) regardless of the umpires and their official rules, meaning the commercial treaties. Through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y trade policy relations between Finland and Japan along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nish forest industry’s sales networks into the Japanese marke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was no explicit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MFN trea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innish forest industry’s export efforts – and their results.     

动物福利壁垒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动物福利壁垒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开始出现,并已对动物源性产品的国际贸易产生了现实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动物福利壁垒的主要特征、动物福利壁垒的主要应用措施,并探讨了动物福利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