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民幸福指数的经济学研究

在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中,经济应该是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因素。尽管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之间并不一定线性相关,经济的增长也不一定会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收入越高,人们能感受的幸福程度就会越高。本文通过对国民幸福指数和经济増长进行研究,讨论如何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总值GNH

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个新鲜概念来源于人口只有80万的不丹。不丹原为英国殖民地。1949年独立，1971年加入联合国。它虽是君主立宪的国家，但是受西方影响很大，至今仍用英语和不丹语“宗卡”作为官方语言。     

私房钱滚雪球，“滚”来快乐和幸福

三年前的冬天，我被前夫当作一瓢陈水从围城里泼了出来。当他揣着所有的积蓄关上城门时，我站在寒风里一贫如洗。我妈一天到晚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存一点儿私房钱呢？”[第一段]     

幸福测量探析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解读

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发展,而幸福则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在2011年两会得以彰显,在对幸福测量研究综述之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测量观,并经由对呼吁幸福社会建设＂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解读去体察个中所内含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即在新转型时代,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     

我国保险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保险业的成长，同样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手段和资金融通的中介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梁启超国民态度的演变

从政治角度讲,梁启超一生精力都贡献在了民主宪政、关怀人民疾苦及民众思想的启蒙和改造上。伴随其政治主张的改变,梁启超对于国民的态度也在历史事件的变迁中发生着变化,从民权、民智的启蒙到”新民”思想的形成,再到辛亥革命前的动员民众请愿开国会,再到任职官位时的批判国民,最后到晚年的国民运动思想。他对于广大民众的关怀和教育一刻都没有停歇。     

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意义质疑

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角度看，现有技术基础上的资源是不稀缺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着人类摆脱了绝对的资源稀缺束缚；现有资源的“稀缺”是制度性的。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上的经济性福利或幸福，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相对比较利益变化基础上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在制度性资源稀缺基础上，经济学和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促进人类幸福的目标，甚至有可能阻碍该目标的实现。只有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人类幸福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环境资源与绿色国民账户的核算原理

对于环境问题，现行的国民账户体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这是由于现行国民账户在环境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建立绿色的国民账户体系是必要和必然的。那么具体来说现行的国民账户体系在环境方面的缺陷有哪些，建立绿色国民账户的方法是怎样的，绿色国民账户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范式创新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视阈下的若干思考

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遵循政治家与理论界共同创新的路径,必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     

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文化是人在与动物不同的谋生存和谋发展的生活方式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东西。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息息相关,但是文化发展对民众生活的具体影响却很少有人探讨。因此,梳理我国当前文化发展现状,分析文化发展现状对民众生活的具体影响,探讨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的一般关系,展望未来文化发展的趋势,对于我们构建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至关重要。     

以人为本视域下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相互规定性,对其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决定着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状态.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把重心放在了经济建设这个点上,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的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人的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根本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安徽省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经济理论和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GDP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决定财政收入的规模;财政收入的规模、结构和增长速度也影响经济的发展。在当前金融风险的背景下,怎样保持两者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章选取安徽省近几年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用计量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针对安徽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根本上是相一致的,它们互为前提和基础。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两者发展过程上,而且表现在两者内容实质上;这种一致性只能通过推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这对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彼此间没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贵州微弱的银行与经济关系中,经济增长对银行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银行发展对投资边际产出率的显著负面影响抵消了其对储蓄和投资的正面影响,使得贵州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影响关系.     

安徽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究

探究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是提高区域物流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货物周转量、区域物流业产值作为区域物流能力指标,以GDP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以安徽省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测度和预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相关性;1978年以来,安徽省区域物流发展可以分为物流缺乏、物流供求平衡和物流迅速发展三个阶段;未来十年,区域经济将极大地拉动物流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区域物流业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定量分析——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与通常意义上所认识到的二者之间关系不同的特征。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显著,说明我国城市化的质量不高。从短期来看,在修正机制作用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在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均衡水平上上下浮动,这是与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相一致的。     

论人性转向与教化的幸福归旨

从伦理学上说,人具有着一种自成目的性,即对幸福的追求。可人在本性上的自私使其产生无穷的物质占有欲望,然物质上的富有只是给人提供了一种生存,远不是生活,更不是幸福的生活。因此幸福的实现必然要求人性的转向,而教化良好的契合了人对幸福及幸福能力的渴望。     

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成熟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金融快速发展,但中西部发展并不均衡。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河南省近20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的测量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对于经济欠发达省份而言,应以金融创新为先导,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金融市场,激活金融要素,调整金融结构,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居民消费作为消费需求的主体,其重要性更不能忽视。在面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急需将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通过对1978——2008年的年度数据,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两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两者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两者短期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扩大内需提出四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