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分配对健康和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1997年和2000年农村的面板数据回答两个问题: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影响健康的方式;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会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健康是否受到更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其次,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呈现“倒U”型,在收入差距较高时,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主要为负向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收入差距影响到公共卫生设施的供给。再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强收入效应,其含义是如果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更容易受到负向冲击,那么收入差距对低收入人群的健康更为不利。     

住房价格不平衡对我国财富分布格局的影响研究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对我国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房屋财富差异影响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典型事实，基于房价上涨、房屋财富升值与财富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不平衡将会加剧同类型家庭内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严重恶化我国财富分布格局。家庭财富积累动机与房价水平的双重差异是造成同类型家庭内部财富不平等的核心因素，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与房价水平的双重差异是导致不同类型家庭之间财富分化的关键成因。数值模拟显示，降低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缓解财富顶层集中、有效管控住房投资行为、切实降低消费性住房购买压力等措施，对我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改善财富分布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老年人健康的事后机会不平等——来自三种机会平等理论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LRS)以及2014年CHARLS生命历程调查数据,分别在Barry、Roemer和Swift三种情境下,测度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和环境、努力、人口学特征因素的相对贡献,并探讨了其变化趋势和成因。结果表明：三种情境下,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测度和分解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环境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环境和努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弱。2011—2018年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下降,2011—2015年环境因素对适应负荷不平等的贡献度增加。出生地区、儿时的健康与营养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最重要的三个环境因素。睡眠和饮酒是最重要的两个努力因素。因此,改善儿童时期环境因素、干预老年时期生活方式均能有效缩小老年人健康差距。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

文章通过对盖勒和斯利亚的理论模型进行扩展,将城乡二元结构和政府行为引入跨期模型,揭示了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予以改善的内在机理。基于2001~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分布滞后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乡教育不平等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促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第二,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小学或高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对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无显著作用。实证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增加对农村初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为打破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恶性循环"的怪圈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     

数字不平等研究新进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以数字鸿沟为基础、代表数字化技术分布不均衡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引起了众多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本文回顾了数字不平等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演进,总结和评述了数字不平等的测度方法及实践,同时对数字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数字不平等广义上既包括一、二、三级数字鸿沟,还包括数字鸿沟引致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异是数字不平等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数字鸿沟现象会加剧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为此,短期内应大力提升数字鸿沟中处于“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长期内应针对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积极构建长效增收机制和促进教育公平,真正建立数字包容性社会,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数字不平等,缓解由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政府权力、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分配制度的转型特征

中国分配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膨胀促使"市场型"要素分配模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造成人们之间机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重塑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从解决产生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入手,即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界定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人们之间机会平等。     

职业不匹配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多维技能错配视角

职业不匹配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未得到既有文献的深入考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O*NET工作内容分析数据构造多维技能错配变量表征职业不匹配程度，研究职业不匹配对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职业不匹配通过抑制劳动者接受在职培训、获取绩效工资、获得职位晋升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导致其遭遇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后果在女性、大学生和年长者群体中更为严重，并且难以通过职业转换来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平均职业匹配程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19%～29%。政府主导的公共就业服务可以提高职业匹配程度，缓解职业不匹配带来的不平等后果。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匹配程度的提升是中国实现“稳定和扩大就业”与“共同富裕”两大政策目标的重要依托。     

约翰·奇普曼经济思想述评

约翰·奇普曼(John S.Chipman)系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奇普曼于1926年出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1947年和1948年分获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1951年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1951-1955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1955-1960年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60-1981年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以来任明尼苏达大学雷金茨讲座经济学教授。奇普曼于1981年荣获美国国家科学院幸运奖,他还于1999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     

住房金融化、房价波动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金融化趋势下的住房金融化放大了中国房价波动，房价与居民收入变动间的反馈循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住房金融化与房价之间、房价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均存在双向正相关关系。住房金融化推动了房价上涨进而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不平等与住房金融化之间呈U型关系，住房金融化水平随收入差距扩大先降后升，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超过拐点，住房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通过房价变动拉大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扩大也加深了住房金融化，两者间呈现典型反馈循环效应。因此，政府应充分运用政策工具加以调控，推进房地产去金融化，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