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流转不畅的症结及其破解

我国农地使用权价格的低廉直接抑制农地使用权供给,间接抑制对农地使用权需求.地租实体的萎缩是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低廉的决定性因素,破解此难题的关键在于引入农民定价权、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和健全农民社保体系.     

论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农地使用权流转在实现和保护农民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流转步伐的加快,农民权益流失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何保证农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切实落入农民手中成为流转继续推进面临的新课题。     

关于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讨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闲置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农地流转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仍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农地流转模式及如何合理地选择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形成农民土地流转的动力.     

政府认知视角下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地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农民直接拥有土地所有权、收回农民土地所有权、收回农民土地使用权,以及归还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历史.目前中国走到了必须尽快对农地所有权制度进行改革的阶段,政府尤其?滗 是中央政府的认知对农地制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信息传递机制、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利益分享主体则是影响政府认知的三个重要因素.     

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实行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是建立我国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的一项制度安排。它把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所产生的潜在收益予以贴现,并以此作为使用权的资本价格进入市场交易,从而推动土地要素的流转。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有两种形态,四种效应。在30年承包期制度约束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比较低。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不是土地私有化,而是改革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起点。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使用权创新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制度创新就是要弱化农地所有权、强化农地使用权,即:仍然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但集体不具有对土地的生产经营、占有、使用和处置进行干预的权利,减少其借所有者之名对农地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同时,让使用权强化和扩大,接近事实上的所有权,从而使农民拥有土地的真正的处置权.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三次改革,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为农地国有制,农民拥有长期使用权。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论农业经营模式变革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转变的相关性

农业经营模式变革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转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相关性.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转变是农业经营模式变革的前提和推动力;同时农业经营模式变革的要求又是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其次回顾二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经历了合作化、分散化、再到产业化的变革过程,每一阶段都存在着二者的相互作用;再次,对郫县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直观地验证了二者的内在相关性;最后得出加快农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提.针对目前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尚存问题,应着力建立和谐农地使用权流转关系,建立健全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机制,健全农地社保等.     

贵州农地流转模式的调查与评价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一家一户的传统耕作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立适应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用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生产组织形式,并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农民面向市场发展生产,才能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有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文章考察了贵州现行土地制度发展的困境,并以农地地流转实践中的几种农地流转模式为实证对象,试图分析我省农地流转及其存在问题。     

论新世纪的“一号文件”与农民增收

为促进农民增收,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新世纪连续七年出台＂一号文件＂聚焦＂三农＂。＂一号文件＂以其导向的鲜明性和权威性,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应,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农民增收的艰难性要求＂一号文件＂寻求制度突破,实现财税制度、农产品价格制度、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安徽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研究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文章在对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1988—2009年安徽省数据,分析了二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安徽农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稳步增加,规模逐渐加大,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效果显著,对农民增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影响。农地规模化流转及经营完善了农业家庭承包的经营结构,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可以与农户经营互荣共存。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要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论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收入差距过大的格局并未改变。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面临资源流失、产业滞后和制度缺陷等障碍。必须不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加大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以有效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湛江实现到2020年农民收入翻番问题分析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任务。湛江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增收任务艰巨,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利用今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迎来的良好发展机遇和湛江农业基础较好,农民增收潜力较大的有利条件,克服现阶段影响农民增收的诸多制约因素,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完成收入翻番任务。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论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虽然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弹性不是很大,但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快,对农民收入贡献较为突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不高,但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对促进农民消费有现实意义,也更能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农地非农化进程中农地征用收益分配探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之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高速飞跃,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拉大,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多,导致失地农民人数的增加。土地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重任,合理解决和处理好农村土地征用收益资金的分配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通过探讨农村土地征用产生的土地收益的来源,发现农村土地征用收益分配失衡是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从而寻找改善农村土地征用收益分配不均衡的路径,进而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益,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制约因素及措施

北京市存在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的现象,远低于当地农户的平均水平,如何提高这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对于率先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地界定低收入农户的基础上,结合历年统计数据及其相应的变化趋势图,分析了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受诸多因素制约,包括农业不具备量的优势、农业资源有限、某些低收入农户存在无收入家庭成员等等。应当采取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开发农业资源、转移无收入的家庭成员就业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