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居民住房财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家庭财富配置和增长的基础,住房财产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住房财产与家庭收入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居民住房财产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住房财产占有对高、低收入组家庭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住房财产的占有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能够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住房财产的离散程度远远地大于家庭收入离散程度,居民住房财产占有的差距较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多受制于家庭个体特征因素,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更容易受住房财产影响,并进一步解释了住房财产占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的影响——基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韧性、降低其金融脆弱性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部分替代熟人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实现对家庭风险的分担，且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功能的影响机制包括：推动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形成借贷行为挤出社会关系网络借贷，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积累审慎性储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实现重大风险转移以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黏性。相比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的替代作用更强；对农村和户主有外出生活或工作经历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担家庭风险时存在互补关系，否则表现出替代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家庭风险分担渠道的变化，并帮助脆弱性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家庭信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基于处理效应模型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借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构建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了信贷支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家庭相对较少;在影响家庭贷款可得性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政治地位、资产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为负;城乡家庭之间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但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信贷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影响存在差异,贷款的收入效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中并不明显。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对云南省农民增收对策的初步分析

影响云南省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产业的收入,而富裕家庭致富的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因此,云南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增加第一产业收入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收入提升与青年群体技能溢价——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对青年群体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城乡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收入提升和技能溢价的影响,以及不同群体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与低技能青年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高技能青年群体收入水平产生了额外提升效应,促成高低技能之间收入溢价。随着收入分位数增加,互联网工资溢价率逐渐降低,互联网技能溢价率逐渐升高,即互联网技能溢价对高收入青年群体的影响大于低收入青年群体。城乡差异比较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地区青年群体收入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城市,互联网普及发挥了缩小城乡青年群体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但互联网技能溢价效应对城市的影响却大于农村,会阻碍缩小城乡青年群体收入差距。分样本研究发现,女性青年群体互联网工资溢价率高于男性,但技能溢价率低于男性;与中老年群体相比,无论是工资溢价率还是技能溢价率,青年群体均表现更强的收入提升效应。     

强弱关系、创业学习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其收入增长,而且有利于其自我价值的实现,鼓励农民工创业已成为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创业学习理论,将创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探讨返乡农民工的强弱关系和创业学习影响其创业绩效的机理。以湖南省258位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强关系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弱关系则正向影响成长绩效;强关系和弱关系都与创业学习显著正相关;创业学习不仅直接促进创业绩效,而且在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应重视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促进其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并积极培养和提高其创业学习能力,进而有效提升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村非农就业增长——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包含电子商务技术的经济结构变革模型，实证分析电子商务发展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宗族社会网络调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增长，而随着村庄到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非农就业增长效应下降。此外，电子商务发展对促进中西部农村地区创业、东部农村地区受雇用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现状调查与金融支持对策——以陕西旬阳县为例

当前,金融危机给"三农"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和持续增收困难加大.本文选取旬阳县100户农户(分为好、中、差)作为样本,对旬阳县农民家庭收入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乡融合背景下西部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研究

利用西部12省(区、市)2013—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TSLS估计方法,分析缩小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实证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已跨越库兹涅茨曲线拐点,进入缩小阶段;(2)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是城镇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两者占比为77.52%,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两者占比为77.06%;(3)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均显著缩小经营性城乡收入比、财产性城乡收入比、转移性城乡收入比,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等财政占比的提高,能显著缩小工资性城乡收入比、经营性城乡收入比,而城镇化水平和公共服务支出财政占比的提高,显著扩大工资性城乡收入比、财产性城乡收入比。结论部分启示为：城镇化倾向政策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今后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更加重视乡城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为乡城转移人口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公共服务支出的城市化偏向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今后应逐步实现公共服务支出的城乡均等化。     

交通、教育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公路密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表现出门槛特征和非对称性;受教育程度与公路密度的交叉项对农村居民收入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但在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作用大小有差异;劳动力负担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随公路密度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而变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在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上具有互补、协同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转移和劳动配置优化创造有利的客观与主观条件。     

教育深化、社会资本差异与我国代际收入公平——新"读书无用论"引发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度关注代际收入公平问题。通过子代收入决定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高、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时子代的预期薪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代际收入公平。教育深化在为不同收入家庭的子代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预期薪水下降等知识失业问题。在当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方式还存在双轨制的条件下,高收入家庭的子代更可能依靠其父代较高的社会资本来谋求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这无形中扩大了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收入差距,致使教育在促进代际收入公平方面的功能日趋减小。     

扩大内需视角下农民工资性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农民的消费支出与工资性收入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关性较高。因此,通过农民消费支出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实证关系说明,适度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能够有效启动农村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政府支持、普惠金融与家庭收入增长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构造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省级层面政府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合成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限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政府支持通过发挥成本效应、预期效应和生态效应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水平的政府支持下,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促进作用较弱,随着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果增强;在改变计量模型、调整解释变量滞后阶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较高,意味着在这些地区,较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     

跨境劳务合作能否助力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基于对外工程承包视角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跨境劳务合作对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赋能机制。研究表明：跨境劳务合作通过就业创收效应和本地引流效应,促进了劳务输出地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数字技术通过维系社会关系、提升家庭幸福感,强化了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推动本地劳动力市场扩容升级、促进劳动服务的“线上化”转移,弱化了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