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9年珠海市健康城市调查数据对居民身心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家庭收入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人群具有更为优秀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其获得高幸福感评价结果的前提,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人群则会权衡身体与心理两者带来的双重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兼备才能获得高收入家庭人群在幸福感提升方面的认同。此外,经济因素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幸福感维护更为显著,家庭成员数量、身体健康不佳等容易带来生活成本提升的因素都极有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因素对高收入家庭人群不具显著影响。     

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收入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依据社会资本理论,采用调查数据,用网格规模、网络差异、社会参与程度和信任程度四个变量来测量家庭社会资本。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存在较大差异;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存在很明显的正向影响。     

社会质量与居民幸福感——基于深圳与厦门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质量理论,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质量具体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研究发现:这四个维度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相比个体特征和地区经济因素,社会质量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地区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居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建议政府将提升社会质量作为增进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具体可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制定相应政策。     

员工的幸福感:心理资本的作用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得出了结论与启示,提出了相关建议。指出,调查结果表明,员工的幸福感和心理资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时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因此,组织可以运用有效的组织文化、员工心理拓展训练等方式,加强对员工心理资本的开发,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资本扩张悖论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体制保障,同时又构成了对劳动者利益的伤害,这就是“资本扩张悖论”。资本对当前中国社会矛盾解决具有双重效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资本的缺陷,发挥其积极作用。为此,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基础,引导与驾驭资本,促进中国社会重大矛盾的有效化解。     

社会福利视角下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居民在物质生活条件上远远超过农村居民。但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市居民。将这种悖论式的事实置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运用多分类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一方面,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城乡幸福悖论主要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程度的收入水平、抑郁程度和健康水平。分析结果得出,虽然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城市居民,但是收入、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客观基础条件,仍然制约着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因此分析存在差异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对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很有必要的。     

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与幸福感——来自委托-代理理论和CGSS的证据

所谓“苟不教,性乃迁”,教育自古是引导个人身心发展的有效工具,同样也是国家百年大计之根本。在个人和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幸福感的今天,教育对幸福感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便是文章的研究主题。文章基于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委托-代理理论一般模型原理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理论上和实证上验证了教育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性,并深入研究了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即学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更强。进一步对不同群体展开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为男性带来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为45岁以下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45岁以上群体;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差异,其为农村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群体。并且实证证据表明教育是可以通过阶层认同感来影响幸福感,“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感—幸福感”这一幸福感作用机制成立。以上结论说明,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同时政府在推进居民幸福提升的进程中,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工作,支持女性及其专项教育事业,关注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研究

作者探讨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为大学教育工作者的心理辅导工作提供一定的依据、借鉴和启示。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运用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法,探讨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可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在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不同性别子代和不同年代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父代认知性社会资本仅能够提升男性子代、以及 70 后和 90 后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此外,从代际收入流动模式来看,不管子代是从最低收入阶层流向中低收入阶层,还是由最低收入阶层流向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可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收入差距的日益恶化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民生性支出,具有典型的福利性与公平性特征,其可能加剧或缓解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低水平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较高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这一效应对农村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缓解了收入差距过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不利冲击。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我国政府理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从而使农村居民更幸福感。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基于流动人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OLS回归方程以及Oaxaca—Blinder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我国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正规就业收入有明显影响而对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很小,社会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收入的主要因素但对正规就业收入影响不大。 Oaxaca—Blinder 的分解表明：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和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的50.69％归结于流动人口内部特征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是造成其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农户社会资本及其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作为农户拥有的重要资源，对农户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章着重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农户借贷中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都离不开社会资本，但是对于二者的作用方式、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     

社会资本的累积效应及其家庭福利改善

采用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五个维度探讨累积效应对家庭福利的影响。这五个维度中,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网络规模、信任及其参与公共事务对家庭福利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研究发现,对贫困家庭而言,社会资本的收入补偿效应很大。因此,在政策设计上,应提升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累积程度,从而提高贫困家庭的福利水平。     

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研究

文章采取理论综述的方法,引用既有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对幸福界定和测量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首先对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的三个阶段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讨论了收入的增加到底能否引起幸福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接着,文章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引入社会性比较、适应水平理论和期望水平理论等概念,对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降低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制度性对策

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背景下,过高的储蓄率会加重内需不足进而引致经济衰退,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演变趋势研究——以安徽农村为例

文章以安徽农户对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础,对农户人力投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比重上都呈上升趋势;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户而言具有奢侈品和正常物品的双重性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既具有主动因素又有被动因素。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导向是把人力资本投资转为正常物品,使农户对人力资本投资从被动变为主动。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基于CHFS的实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消费扩大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家庭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家庭和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家庭收入和地区数字化程度的中介机制实现对家庭消费的助力作用。为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实现消费扩大升级,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善家庭的消费和金融消费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