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代同堂是否更幸福?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围绕"多代同堂是否增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1)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即家庭同住人口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不幸福;(2)同住孙子女数量和同住重孙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同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与子女配偶同住会显著降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4)与城市相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乡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适当引导并加以控制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9年珠海市健康城市调查数据对居民身心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家庭收入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人群具有更为优秀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其获得高幸福感评价结果的前提，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人群则会权衡身体与心理两者带来的双重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兼备才能获得高收入家庭人群在幸福感提升方面的认同。此外，经济因素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幸福感维护更为显著，家庭成员数量、身体健康不佳等容易带来生活成本提升的因素都极有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因素对高收入家庭人群不具显著影响。     

幸福感是否会传染

本文采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分析社区内其他人的幸福感对本人幸福感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婚姻和收入状况后,社区平均幸福感对社区内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幸福是可以传染的。本文对幸福感传染性的性别差异作了进一步检验,研究发现:幸福感更容易传染给女性。在加入社区固定效应和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因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网络结构、建设和谐社区以及构建社会信任体系对于提高城镇居民幸福感,特别是女性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1 965个样本数据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公平感和家庭收入满意度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维护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应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以增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城镇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1996-2000年间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下岗职工认为自己比较幸福,69%的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得分在4以上(最高分为7),女性比男性幸福,受教育程度高反而幸福水平低,年龄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收入、健康、婚姻、社会支持、再就业状况等因素对下岗职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特征的文化探源

为探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特征两者之间的关系,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EPQ-RSC)对随机选取的1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测试.结果表明:除了对健康的担心该因子外,神经质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其他各因子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外向性的人格特质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其他各因子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特征之间存在相关.学生个体需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幸福感水平;学校应完善有关设施和职能,多方面提升服务质量;国家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优化大学生的学习和就业环境;进而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建设人才.     

基于结构方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分析

农民工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CGSS2010年的数据,采用order probit法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其本地化社会资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本地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同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改变农民工婚姻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为探讨本地化社会资本对不同婚姻状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基于结构方程进行了中介分析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的婚姻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遮掩效应。文章最后提出要关注不同婚姻状态的农民工,帮助他们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并为提升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提出了相应建议。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井冈山地区为例

旅游发展作为带动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能否有效提升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得进一步研究证实。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井冈山地区414名居民，对获取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二，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拓展了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对象群体，理清了老区旅游发展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原理。最后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三个层面提出旅游发展背景下老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比较研究——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社情民意调查的实证检验

居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本文首先选取健康、婚姻、收入、教育、是否城镇居民等九个变量,采用有序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对城市居民和村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情境下消费者幸福感的研究展望

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涵义及影响因素已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忽略了将消费者幸福感与以往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成果的结合,而且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幸福的认知的特点考虑不全。文章在对主观幸福感和消费者幸福既有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幸福感产生的内部机制及外部影响因素的模型,以为中国消费者幸福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幸福文化的现实演进

幸福是人人都追求的至高目标,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国情、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幸福理论又不尽相同,因此就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幸福文化。幸福文化大体说来可以分为重财富的物质幸福文化、重感情的精神幸福文化,和两者并重的社会幸福文化。这些文化在广东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曾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了广东的发展进程。本文将试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浅析广东幸福文化的现实演进过程,以求为幸福广东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安徽省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幸福和谐应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标。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依据科学发展观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时代内涵,构建安徽幸福指标体系。通过对2010年安徽省17个市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幸福影响因子分析,得出安徽幸福指数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仅有一定而非根本关联的结论,据此提出增进安徽幸福指数的政策方向。     

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与幸福感——来自委托-代理理论和CGSS的证据

所谓“苟不教,性乃迁”,教育自古是引导个人身心发展的有效工具,同样也是国家百年大计之根本。在个人和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幸福感的今天,教育对幸福感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便是文章的研究主题。文章基于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委托-代理理论一般模型原理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理论上和实证上验证了教育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性,并深入研究了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即学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更强。进一步对不同群体展开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为男性带来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为45岁以下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45岁以上群体;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差异,其为农村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群体。并且实证证据表明教育是可以通过阶层认同感来影响幸福感,“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感—幸福感”这一幸福感作用机制成立。以上结论说明,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同时政府在推进居民幸福提升的进程中,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工作,支持女性及其专项教育事业,关注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     

幸福与休闲

如果说休闲在今天已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那么幸福就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休闲是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蕴藏着丰富而巨大的社会能量,这些能量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对于个体幸福十分重要,所以说休闲是幸福的重要内容。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休闲的终极目的。     

浅析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边沁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以及合理性依据都根源于快乐或痛苦的免除,亦即利益或幸福,它不仅是个人的利益与幸福,而且是整个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幸福。他的功利主义不仅是从行为的动机强调苦乐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同时也是在行为效果(后果)意义上强调苦乐的支配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把苦乐看成在本质上就是恶与善的代名词。     

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研究

文章采取理论综述的方法,引用既有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对幸福界定和测量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首先对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的三个阶段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讨论了收入的增加到底能否引起幸福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接着,文章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引入社会性比较、适应水平理论和期望水平理论等概念,对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关注幸福指数 构建和谐社会

“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话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追求。幸福指数是人们良好的主观感受和健康心理状态，也是良好的社会状态。科学地监测幸福指数，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ffect of grandchildren on the happiness of grandparents: Does the grandparent's child's gender matter?

Us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from Japan an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rategy, we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effect of having grandchildren on the happiness of grandparents varies with the gender of their (own) single child. In line with our expectations, we find that maternal grandmothers have more to lose or less to gain from having grandchildren than paternal grandmothers. In contrast, grandfathers’ changes in happiness do not depend on their own child's gender. This result is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grandmoth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childrearing when their daughter has a child.     

幸福指数测量方法研究

本文从幸福的根本内涵谈起,叙述了不同学科对幸福的度量方法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辨析,然后详细介绍了经济学对幸福的测量过程,力求把幸福指数测量的思想脉络梳理清晰,希望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有所帮助。     

论幸福感的双重性

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当生活质量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将呈现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弱相关。幸福不仅与人们的以生活质量为主要表征的“生活善”相关，而且与“人生善”密切相关。幸福感是“生活善”与“人生善”双重感受的叠加，两者缺一不可，同时又以后者为根本。个体在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寻找和把握幸福感在“生活善”和“人生善”上的结合点和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