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异——基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不仅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改变其对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投入。在“量入为出”预算编制原则下,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跨地区民生性支出、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地区民生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性支出四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地区民生性支出次之。比较三类地区的结果发现,区域内政府竞争强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重视程度越强,因而当地用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会越少。从不同类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来看,只有间接税收入可以同时对三类地区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薄弱的县乡基层财政难以承担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历史重任

一、从各级财政主体财力分配格局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调整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收入分享机制上的比例关系,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能力的同时,将大部分的公共支出责任,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支出留给了地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基础教育实行地方政府负责的体制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力,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强为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奠定了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的新框架,其基本特征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现在大约50%左右,标志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如果再加上省本级的财政收入,那么,中央和省的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超过60%;而县乡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现在一般为20%左右。正由于县乡财力规模相对较小,现在我国县以下财政自给率不高,在1999年县级财政自给率总体水平仅为64.97%,而大部分的县财政自给率不足50%。 尽管财政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变,但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投入的支出格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依然强调了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在整个基础教育中的重要性,即地方财政占大头,中央财政只占很小的比例。1996年全国教育投入2262.3亿元,其中,中央只占10.8%,地方占89.2%。到1998年,教育投入总额为2949.1亿元,中央的教育投入比重略有提高,当年为12.8%,而地方仍高达87.2%。再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结构看,1996年和1998年地方的教育投入比重仍高达87%～88%。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韩民曾发表看法:“中重目前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在经费筹措上过于依赣基层多村和农民,这是不合理的。级次较低的政府,其财力规模小,难以有效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而级次较高的政府,其财力相对雄厚,必须适当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这种政府问财权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安排,是我国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     

空间外部性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支出策略互动模式

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的策略互动模式。结果表明,基本建设、文教科卫和预算外支出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策略互补,行政管理支出则由于地方财力情况的差异形成策略替代,效益外溢性、财政竞争机制和标尺效应在其中交替发挥了主导作用。财政收支分权对支出策略互动模式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扩张支出分权将加剧以基建支出为主的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的改革方向是使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收入自主权,中央适当上收具有强烈区域外溢性的公共品供给责任,降低地方非正式收支自主权,从制度层面营造地区间协调有序的竞争关系。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     

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

经典分权理论认为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促进了社会福利。基于“省直管县”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深化分权改革并给予基层政府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将显著提高基础建设支出比重,降低教育等民生性服务支出占比。分权引致的“重基建、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在贫困地区更为明显;“省直管县”分权的空间配置效应逐步递减。建立公共服务投入的最低标准并完善问责机制及相关制度是必要的。     

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以东中西部六省为例

本文以城市化率和财政分权为主要考察变量,利用1998—2010年东中西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财政总体偏向于基本建设,而忽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城市化使政府支出偏向于基本建设的同时,对教育、卫生支出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正面影响。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我国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     

转移支付形式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吗?——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财政垂直不平衡,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税收竞争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收支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决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收入决策.对转移支付细分后发现,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支出效应要大于后者;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文章为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参考.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本文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个角度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撤县设区”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外生冲击,使用PSM-多时点DID和夏普利值分解法验证了两个效应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定量分解,明晰了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作用机制,扩展了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减少时,收入的变动将直接导致财政科技支出预算金额下降（收入效应）,且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民生支出会对财政科技支出预算产生替代,造成财政科技支出预算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下降（替代效应）;进一步地,替代效应在研究期间内随时间下降,且在经济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发挥主导作用,收入效应与之相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将稳增长和保民生作为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落脚点是保障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重要基础。     

财政透明度中的资源诅咒-基于四川省县级财政自主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财政自主性与财政透明度的经验关系及其反映出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我们发现,更多的自有财源和更强的财政自主性并没有为财政透明度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反而表现为政府财务公开的一大阻碍。我们将此现象解释为财政透明度中的资源诅咒,并认为现有的财政体制和问责机制是其主要成因。要破除财政自主性对于财政透明度的诅咒效应,有待于通过收入分权培养形成与地方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自给能力,同时完善社会公众自下而上推动财政透明的参与和监督机制。     

扶贫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基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研究

扶贫是否会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决策的扭曲,有待实证检验。本文采用回归间断点设计方法(RDD方法),实证分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该计划使国贫县获得了更多的财力支持,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增长也更快;但其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较慢,生产性和服务性公共支出增长较快。上述发现说明:扶贫导致地方政府将较多财政资金用于有助于减少贫困的生产建设和公共服务,而非行政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