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集团选择财务管理模式的思考

文章主要阐述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类型,即集权型、分权型和集权与分、权混合型;分析了企业集团选择财务管理模式应考虑的因素。文章认为,根据我国企业集团现阶段的现状。应实行集权与分权混合型财务管理模式。     

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路径分析:集权-分权-规范

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探索,我国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路径不断趋于合理化、规范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路径演变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即我国的国家结构形态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结构形式下,正在形成中央适度集权、地方合理分权的局面,两者的纵向权力关系配置越来越规范化。中国将来的国家结构形态既不是封建式的中央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联邦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统分结合的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结构,期间地方分权的特点将尤为明显。基于此认识,文章最后提出了规范中央和地方两者关系的若干建议。     

集团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构建探析

本文首先阐述了当前集团企业财务管理三种模式,即"集权式"、"分权式"和"相融性",从而提出了从资金的集中管理、财务人员的集中罾理等方面建构集中化财务管理模式.     

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模式:集权与分权选择初探

财务治理采取集权式、分权式抑或二者的结合,将对非营利组织获取和使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由于集权和分权各有优缺点,非营利组织管理当局应当依据财务管理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充分考虑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实行一种集权和分权均衡结合的"适度分权"模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支撑——解读亨廷顿的权威观

通过强化政府权威来保障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这是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治国方略,颇受推崇.本文认为亨廷顿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要全面把握其内涵,才能正确借鉴,不能走极端,否则将滑向专制极权的深渊、为此,本文从权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集权与分权、权威的民主化三个方面对亨廷顿观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     

地方分权的双刃剑

中国的制度是什么?我把它叫做向地方分权的权威主义制度,用这个词来简要概括中国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制度的基本特点有两层:一是政治制度、政治权利和人事制度上的高度集权化,但又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高度集权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是高度分权的.     

哈耶克诘难、权威转变与经济成长: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从事实上回应了哈耶克诘难,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计划体制不可能实现其理想状态。通过经济上放权让利和政治上的集权,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能动性,使得权威和信息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创新体制,从而实现经济成长。由于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活动的扩展,经济分权体现出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分立的个体都凭借个体知识在分工体系中分享收益,因而实现了共享式的发展,从自由的角度看,个体的自由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如果要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需的。     

规模化过程中钢铁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

首先,分析了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的特点,认为产品结构不够完善、行业集中度较低以及企业规模偏小是我国钢铁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规模是造成上述现状的根本原因;国际钢铁业己进入由大企业集团主宰的国际市场化阶段,我国钢铁企业需要扩大规模,增加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其次,围绕企业的规模运作,运用经济学模型对小规模企业生产、紧密合作型企业生产以及产业链的大规模企业生产模式进行了分析,从理论视角论证了企业扩大规模的动机以及规模优势产生的机理和所需条件。大型组织结构优势产生的机理在于,通过生产及运营要素的优化整合实现合理分工协作,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此外,对钢铁企业采用的组织结构特点和运营模式进行了探讨,一元式的组织结构能够发挥职能分工所带来的效率,然而高度的集权特征不适用于超大规模企业的管理决策。控股公司和事业部结构体现了规模化后组织结构由集权向分权转化的趋势,但在运行中面临的效率障碍在于无法消除部门机会主义,分权后权威统筹机构的缺位以及传统的规模企业应当分权的逻辑需要企业重新思考。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钢铁企业在实现形式上的规模化后,需要考虑技术任务特征、信息处理以及权力的分化整合的平衡,构造合理的控制机制以保证规模优势的实现。     

如何最优地"放权"——行政事项集权与分权的最优边界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放权"政策体现了政府的权力分配模式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其本质是一种"行政性分权".文章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即最大化中央政府效用的视角,以建模方式——建立了一个三层次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给出了集权与分权的边界,揭示"放权"政策的逻辑,从而试图为研究政府最优行政分权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并尝试用这一模型为"放权"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分权能够在不改变社会福利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减少中央政府的信息成本负担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放权"政策的主要目的.同时,权力的下放可能导致下级政府"寻租"的隐患,需要加大对这一行为的惩罚力度."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通过明确规定中间政府的权力范围,加强了对中间政府行使权力的监督,减弱了其滥用权力的动机.(2)具有以下特征的权力,分权往往比集权更优:下级政府的成本负担轻、连带惩罚力度小;权力实施时底层政府追求的目标差异程度小、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小.与历次国发文中下放的权力做了比对后发现,这些被下放的权力能够用上述的特征进行较好的解释.(3)各因素影响分权最优性的强弱关系是:信息成本和对中间政府滥用权力的惩罚力度这两个因素强于权力本身的若干特征,即带给下级政府的成本负担、连带惩罚程度;政策实施时底层政府追求的目标差异程度、外部性大小.     

企业集权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探讨了企业的权力配置中的相关问题,围绕集权度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论述了这些因素对集权还是分权模式是怎样起作用的。通过对国内1327家上市公司的集权度及其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找出企业集权与分权平衡发展的状况,为集权与分权的研究提供一个经验指标——集权度,从影响企业集权度的各种因素的角度,指导企业对于组织结构与管理风格做出适应性调整。     

经济分权、人口迁徙与大国发展之路——基于人均产出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但是经济分权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地区与贫富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不能实现"用脚投票"效应,从而影响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激励作用。文章指出只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条件下,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才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认清分权式改革与人口迁徙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设计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有利于中国真正走出一条大国发展之路。     

技术创新与分权决策

按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决策方式可划分为集权式决策与分权式决策。决策权集中在上级或少数人手中,称之为集权决策;当决策权下放给基层或为多数人所拥有时,则被称之为分权决策。 任何决策方式作为一种决策“产品”的“生产方式”,都有其局限与极限。当决策方式达到自身所能容纳的极限时,当自身的局限导致决策结果频频失误时,就必须变更决策方式,     

国有投资集团对下属子公司最佳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财务管理模式是指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的组织框架和管理机制,主要包括组织框架的安排、管理权限的划分和管理机制的设立等内容。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一般有三种模式,即集权型、分权型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相融型模式。我国国有投资集团应选择相融型的财务管理模式,具体应该选择集权为主、分权为辅的模式。     

论解决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国政府间特殊的权力划分关系是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央政府相对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优势地位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体制进行调整,这会使体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震荡,整个社会要付出沉重代价。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体制问题需要实现"自上而下"分权向"自下而上"授权的转变,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的选择——汉江集团案例分析

财务控制是企业集团财务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从总体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本文结合汉江集团的实例,探讨了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的选择,即企业集团如何根据本集团的实际情况,在集权制财务控制模式、分权制财务控制模式和相容制财务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中进行选择。一、三种常见的财务控制模式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按财务控制权限集中程度的不同分为集权制、分权制和相容制。1、集权制模式。集权制模式下母子公司具有平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实际管理中,母公司通过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办法来实现对子公司财…     

金融分权、银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199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式分权一直被学者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政府却在银行部门一直暂缓分权进程,这也成为持市场化观点学者批评的地方.本文试图从权力视角出发,首先对我国银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金融分权与集权反复过程进行回顾,并对其动因进行分析,然后运用1993 ～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分权背景下银行制度变迁的绩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分权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银行制度绩效的提高并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金融分权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应在进一步提高金融分权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化银行制度.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从排斥性增长到包容性增长——分权体制下利益和谐的视角

在分权式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三个制度基础:一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二是以GDP指标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评估,三是延续了关系型社会的履约方式。分权式改革背景下"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模式内生出多种带有排斥性的发展态势,是一种排斥性增长而非包容性增长。由于没有包容利益和谐,导致增长成果分享性明显不足,具体体现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和阶层差距。中国要实现从排斥性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转型,必须要实现从社会分割到社会整合的转型,从关系社会到规则社会的转型,从阶层板结向阶层流动的转型。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内嵌于中国式分权体系,是对经典环境联邦主义理论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为了回答环境保护事务的集权与分权之争,文章着眼于碳减排事务,在考虑分权指标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构建静态、动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碳排放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当前的环境分权体制不利于碳排放治理,为环境"垂直管理"体制提供了证据.文章进一步从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激励不足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独立性缺失三个方面,阐释了环境分权体制下碳减排困境的内在逻辑.为了构建碳排放长效治理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应更多地体现集权的意志,优化"条块交叉"的属地管理体制,并形成"条条为主"的垂直管理与激励相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