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产权主体行为及产权制度演变解析

本文在梳理城市商业银行演进之路的基础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制度变迁,指出城市商业银行产权主体行为及其产权制度演变处于我国分权化改革的制度环境中,其改革路径符合了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逻辑,是中央政府金融调控权分权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明确了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安排因体制外增量改革的不同制度基础而具备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的产权结构及演变路径,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和强权力量主导等基本特征.代表中央政府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经营管理者和中小股东的地位、行为及相互关系,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变迁方向和进程的重要因素.     

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论思考

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实施以确权颁证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产权改革,并且维持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是破解"三农难题"在重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变迁,而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则是推行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的逻辑前提。家庭承包制在财产权结构上对不同成员权的包容性,决定了以新增人口来持续调整土地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的伪公平性。固化成员权不仅是建立排他性农民家庭土地财产权的基础,而且还需要在固化成员权过程中充分表达农民主体意志,实行用手投票的公共选择,完善村级治理机制。     

村民自治下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家庭承 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 产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非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 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必须 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 系的新冲突才能达致。     

试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与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明确的为民谋利的指导思想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核心。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主要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与完善集体所有制;探索建立“国家监控管理下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执行模式;尽快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明确产权、明晰产权主体、完善产权登记;农村土地改革应实现“同地、同价、同权”;农村各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和部署等。     

基于激励相容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以分权化为导向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利益苏醒,确立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地位.尤其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下,基于多重激励约束因素,地方政府非规范性竞争行为愈加明显,对这种非规范性行为的引导与约束也成为当前的难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非规范性行为必然引起成员或整体的效率损失.本文从激励相容理论出发,分析地方政府实现自我成员目标与实现整体制度目标的不同激励与约束条件,以探究地方政府实现激励相容,即制度成员效益最大化的路径.     

村民自治三十年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原初安排时的理由、推进过程以及在村庄实际运行的机制。村民自治被理解为国家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重新组织农民的一部分,目前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又已经面临着基层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已经展现的制度推进过程表现出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的特征,但是,由于制度的规范和一致,自治的色彩和制度选择的多样性不突出。村民自治的实际效果受到其他制度的影响,目前遭遇无财政支持、精英外流和村庄共同体解体的挑战。村民自治的未来应脱离政治社会管理的框架,而从农村发展和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全局上来设计。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考

本文从分析“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背景入手 ,指出给农民国民待遇和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制度保证 ;合理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 ,以事权定财权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关键 ;化解农村债务危机是当前税费改革的主要工作。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增减挂钩”到“三权分置”

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约束与突破贯穿了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从“增减挂钩”到“三权分置”的变迁过程。其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由早期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农民机会公平，宅基地用益物权属性逐渐彰显，但同一时期各地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演变内在动因在于产权公共域下的制度失衡及利益主体围绕宅基地产权中非专有性价值利益开展的行为选择，由此形成一个不断放松宅基地产权结构管制，降低租值耗散程度的过程。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演进方向应明晰宅基地“三权”归属与权能配置、减少产权公共域，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合理增值分配制度，因地施策、政策分类治理化。     

关于农村社区成员权退出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文章在探讨成员权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与农村社区成员权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驳斥了当前无偿收回农民成员权的设想,指出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遵循制度变迁所依赖的路径,大胆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成员权的退出问题。     

加强制度创新为新 农村建设提供支撑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目前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是农村落后、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只有遵循科学的价值理念，对国家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财政支持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才能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制度创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撑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目前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是农村落后、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只有遵循科学的价值理念,对国家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财政支持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才能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村民自治发展的制度困境

在中国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中,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迫切需求很难诱发实际的制度变迁。即使出现了村民的自发性制度变迁,也有赖于政府的承认和促进。本文认为,要走出目前村民自治的发展困境,关键在于限制基层政府对乡村的行政介入,改变村级组织的权力授予方式,中国农村要走强制性制度创新之路。     

企业技术创新的虚拟与实体产权激励

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创新者的利益,产权激励制度是一种合理的方式。企业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制度设计原则是保证创新收益与风险的均衡。知识产权激励是产权激励的重要内容。对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不仅仅是企业内部人员的激励或者外围环境的激励,本文力图建立一个以企业作为分析边界的产权激励模式。对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从产权形式角度划分为虚拟和实体产权。企业主体虚拟产权包括以品牌价值增值权为体现的声誉收益权,企业内部成员虚拟产权体现为以影子股票或者股票期权等形式的远期剩余索取权。从企业边界角度,内部产权激励中股权激励包括虚拟股权激励和现实股权激励,外部产权激励包括政府的知识产权制度。此外,企业技术创新的产权界定与保护制度是虚拟与实体产权激励制唐的保证．     

“城中村”改造中制度安排的选择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将涉及到政府、村民和开发商三者的利益冲突与协调,"城中村"改造合理的制度安排将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动态博弈理论的分析中可得出三种制度选择,即政府主导型、村民自治型和政府、村民、开发商共同改造型,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最佳的制度安排。     

进一步扩大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 村民自治改革试点 ——广东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

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和完善村民自治这一我国农村基本政治制度.1982年宪法第111条确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七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删除了该内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自此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2012年,广东清远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后,肇庆市德庆县也开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改革试点.2016年10月,在总结广东清远、云浮、肇庆等地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央两办以"31号文"印发《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广东应乘势而上,发挥先行优势,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试点机制,并围绕解决"三农"重点问题进一步扩大试点,改革创新村民自治体制机制,推进广东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在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启动时期乡镇政权的建立、村民自治推进时期乡镇政权的发展、村民自治深入发展时期乡镇政权的建设这三个阶段。历史证明,“乡政村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公民权和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将促进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实现

"三权分置"并行的制度安排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三权分置"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有利于明晰土地产权关系,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更好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益,将加速促进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实现。在"三权分置"改革中,要坚持自愿、不突破政策底线、循序渐进和因地制宜原则。应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不动摇,防止土地私有化;确保农地属性不变更,防止农地的非法开发;鼓励土地适度集中,防止土地集中规模过大。     

论中国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新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而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其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又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是造成乡村社会出现了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因此,中国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功能,精简乡镇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困境及出路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乡村关系和两委关系没有理顺。就乡村关系来说 ,压力型体制不能保证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 ;就两委关系来说 ,基层党组现状无法适应村民自治的需要。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途径 :一是改革地方治理结构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 ;二是采取正确途径 ,实现两委“一肩挑” ;三是健全法律法规 ,落实民主制度。     

云南农村民主建设的思考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包含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是农村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本文从村民自治的践行、新时期云南农村民主建设的现状和特殊性等多方面来关注云南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探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云南农村民主建设的新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