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会计改革的公共受托责任视角解析

受托责任学派认为,受托责任是现代会计存在之根本原因,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的基石。然而,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经营受托责任有较大的差别。本文在考察公共受托责任构成及其对政府会计的影响,及公共受托责任与国际政府会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我国政府会计的改革提出建议。     

审计关系的理论分析:受托责任还是委托代理

审计关系是包括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审计受托人)、被审计人的三方关系,其中包括双重代理关系,其一是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的管理或经营代理关系,其二是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的审计代理关系。应采取有效对策解决审计关系中存在的代理成本问题以及各有侧重的个性化问题。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 加快财政透明步伐

<正>财政预算透明度问题已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发展中一个十分突出问题。如何公开财政预算信息,特别是公众能够及时、充分地获取政府的财政预算信息,以正确评价政府公共预算受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影响

公共受托责任的产生,不断推动绩效审计的发展,在公共受托责任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本文阐述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绩效审计之间的关系,同时点出了政府绩效审计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与问题,针对相应的问题提出改善的建议,以促进绩效审计能够不断发展.     

浅议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假设

受托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最早出现在1906年,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20世纪80年代,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假设开始进入审计假设模式中,至今在众多审计假设模式中该假设都是审计第一假设,占据了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戴维·费林特(David Flint)首次将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搬上审计假设理论中。在费氏七大假设中有2条关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     

公共财政受托责任视角下政府预算的权责发生制改革

健全而透明的政府预算是公共财政受托责任得以良好实现的重要途径。在西方国家的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中出现的权责发生制改革正好适应了公共财政受托责任对信息透明和绩效评价的要求,是公共财政受托责任背景下我国政府预算改革中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但由于技术、人员素质、制度环境的制约,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一步到位的改革条件,因此,可以在预算编制中渐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先在财政支出预算的部分项目进行尝试。     

试论会计与受托责任

一、会计与受托责任纵观会计的发展史,引起会计发展变化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会计界一般认为应是受托责任。我国会计学家杨时展曾这样说:无论在公私领域,无论在营利事业或非营利事业,负责经营管理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资金,并非自己所有,而是托付人（例如纳税人、出资人、股份持有人、债券购买人、信托人、捐赠人、贷款人等等）委托自己经营管理的。自己对这些资产本身及经营管理,负有一个善意管理人应负的责任,这一责任就叫受托责任。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人们之所以要会计的原因,人们是通过会计去判断受托责任人是否完成了受托责任…     

会计受托责任观的哲学考量

哲学考量存在于目前释义下的会计受托责任观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存在着错位认知并事实导致了会计活动及会计信息的混乱。因为按照该观点,会计受雇于经营管理者而非基于历史实践背景下的所有者立场。当会计立场被错位为经营管理者的前提下,势必导致前述混乱。只有将会计按其实践的历史观归位其所有者立场,方能从相当程度上消除会计活动及会计信息的混乱,还会计一个诚信清白。     

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研究

财政透明度是优质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它是促进效率、保障政府和官员负起责任的一种方法.财政透明度由此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我国财政透明度建设起步较晚,目前来看虽然已有明显改观,但仍和国际上的规范性做法存在很大差距.立足国际视角,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可从转变政府意识、修订有关法律、加强预算准备、改进政府收支分类系统、发展政府会计和政府财务报告系统、建设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着手.     

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探讨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讲,建立和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发展要求。在财政国库集中交付制度实施的过程之中,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先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建立和完善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金融经营者不当销售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信义义务为进路

一些金融经营者在金融商品交易过程中存在不当销售行为,给金融消费者带来财产损失。然而依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则,消费者通常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在英美法国家,法院通过信义关系理论将金融经营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认定为一种信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经营者设定信义义务的约束,相关原理和规则值得我国立法借鉴。我国立法宜应明确以适当性原则以及说明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信义义务规则,确立违反信义义务的民事责任,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可以援引的私法规则。     

个利驱动、合成谬误与宏观约束——关于当前金融创新价值回归的思考

通过梳理我国金融创新历程和现状发现,当前银行业基于各种目的开展的诸多金融创新看似符合自身理性,但总体形成合成谬误,本文以信托为例进行深入分析,并构建软预算约束动态博弈模型探索金融创新的驱动机理,对金融业完善金融创新路径和监管部门改进监管方式方法提出建议。     

Impacts of e-Commerce and Enhanced Information Endowments on Financial Servic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ransparency, Differential Pricing, and Disintermedi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e-Commerce financial services firms are becoming clear. The web drives transparency, and increases the information endowment of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It is harder to manipulate customers' behavior, or to overcharge them. Transparency drives differential pricing. Not all customers can or should be charged the same prices. Transparency reduces the viability of cross-subsidies between customers can or between products. The differential pricing enabled by the web transforms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enables direct distribution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distribution. Some intermediateraries may be bypassed altogether, while others may rapidly lose their best, most profitable, and previously most loyal customers.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律地位的理论思考

在指出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已运作20余年却仍无专门法律可依的局面、认清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律地位是立法前提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本质特征是公共性,并逐一梳理了公私法人之争、《民法通则》法人之争,最终作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是特殊公法法人的论断.     

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

本文从九个角度综述了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金融监管当局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代表性文献,包括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顺周期性、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期限转化和流动性、薪酬激励机制、金融安全网措施和对问题机构的处置机制、信用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市场、信用评级机构、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等。本文旨在梳理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力图提炼出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边界的理论思考

中央银行应在多大程度上行使金融监管职能,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在各国金融监管实践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出台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都主张扩大中央银行的监管权限。本文拟对中央银行扩权的主要依据进行理论分析,并对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提一些建议。     

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向适度”与“纵向适度”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反思结论,怛同时又要警惕保护过度和保护失度对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自身、金融行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进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具体制度设计时必须把握好保护的“度”,做到横向适度与纵向适度。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向适度就是要实现全面一般保护与特殊群体特殊保护之间的平衡,实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差异化,区别对待不同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纵向适度就是要寻求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推动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治理金融排斥与控制低端金融市场无序发展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