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之举

协商民主制度化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了全方位的支撑,协商民主制度化为人民当家做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同时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发挥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论国家审计的政治化倾向

将政治权力运作与国家审计监督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进而发现国家审计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国家审计的发展水平与社会民主和政治昌明有密切关系。不同政治权力结构下审计存在形式的差异常常有一定必然性;国家审计在党派之争中的中立性并不改变它对公众利益的政治倾向;国家审计在经济责任审计的拓展中增强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使它的政治工具属性更为突出。     

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与美国收入不平等及其批判

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集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在代议制民主中扮演了所谓的“人民利益”委托人的角色，通过利益游说和政治献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造成了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其影响延续至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民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依然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猛烈批判。由于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阶级权力不平等，剥削下形成的民主制度将工人阶级系统性地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从而暴露出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持续剥削和维持收入不平等的最佳政治外壳。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一、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一贯强调民主和法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本质，是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是保障，“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指出，要“保证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依法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他反对“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     

中国预算改革论纲

作为实现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积极推进和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实践命题.预算作为一种以有限财政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政治过程,其实质在于通过预算的权力控制实现政府对公民委托责任的制度安排.当前,我国预算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现预算从政府管理功能向公民控制政府功能的根本转换,重点方向是实现预算权力结构的民主化和理性化.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彼此交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相互叠加以及政党-国家体制等复杂的环境下,预算改革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经济转轨的阶段性要求、既有改革的经验路径以及改革过程的约束条件,寻求指导改革的实践路径和政策举措.     

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转换的逻辑与方向

现代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的存在,都是以取得和控制公共权力为目的。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政党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二、政党是民众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     

论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政府规制

每一种经济都是政治、经济的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政府是国家实现治理的权力机构 ,是配置、利用社会资源的重要现实力量 ,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制定社会的正式制度 ,政府权力本身也应有相应的规制。行政权力缺乏规制 ,必将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需要通过宪法制度的完善 ,限定权力 ,制衡权力 ,监督权力。     

经济社会

冯崇义:民主政治确实不是完美的政治,但至今人类还未找到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杨诚虎:政府对市场和社会无所不在的干预会窒息社会的活力和市场的生机,并导致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     

论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监督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和监督公共经济权力的不当运用是国家审计的应有之义。国家审计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强化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监督作用,是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强化国家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应通过促进责任意识的构建、树立审计权力监督观,加强问责机制的内部沟通与外部协作等措施来实现。     

浅谈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指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中转移的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趋势.权力社会化既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但是,在当代,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化却面临着很多制约和障碍,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浅谈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指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中转移的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趋势。权力社会化既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但是,在当代,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化却面临着很多制约和障碍,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主观发展

20世纪末以来，民主化浪潮几乎席卷整个世界，虽然民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但至今民主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古典民主理论倾向于从观念上来理解民主，用权威的来源或目的来界定民主。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程序性民主概念，倾向于从制度上来解释民主。综合来看，民主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实现人民的统治。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其自身的普遍性，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体需要法治与选举，需要社会自治与公民参与，还需要权力监督与政治透明等等。     

加强权力运作中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体系。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制衡、依法治权、党的领导的原则。加强权力运作中的制约，必须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完善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制度。     

公民社会: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

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实现国家民主治理、民主政治发展、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参与式民主,为宪政和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以新加坡公民社会为研究对象,介绍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透过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总结公民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中的价值,得出公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这一结论。     

如何加强政府预算审查监督

我国权力机关对于政府预算的审查监督是保障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通过监督国家财政收支行为,能够保障国家公共物品的最优化提供,保障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此达到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论税收权力的合理定位

税 收权力是税收法治不可或缺的价值因素。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表明 ,法治作为人类追求的一种目标 ,其秩序由各种力量集合而成 ,但这些力量必须附以必要的权力。没有权力 ,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税法的权威性、税收的强制性无不以税收权力为保证 ,没有税收权力就没有税收法治的秩序和状态。因此 ,税收法治不是要不要税收权力的问题 ,而是怎样把税收权力确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使其发挥作用 ,又控制在一定限度的问题。换言之 ,人们应该从什么样的税收权力 ,税收权力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合法的。对国家权力而言 ,法治承担着双重任务 :一方面 ,它承担着国家权力的授予任务 ,即授权功能 ;另一方面承担着对权力的限制、制约和监督的任务。因此 ,税收权力的合理定位 ,就应该从授权和限权两个方面去把握。一、税收权力授予权力只有授予 ,才能行使。现代法治社会在权力问题上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权力来源和取得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其中包括有两层内涵 :一是从实质要件上 ,权力必须来自于人民 ,取得于人民 ,受托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 ,这一实质要件的深层本质是人民利益 ,其权力形成是人民主权。二是从形式要件上 ,一切权力的取得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 ,...     

人民的选择?——收视率背后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

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吗？在市场话语的主导下,收视率被视为传播效果的“客观”反映和一种“民主”的表达.出于对这一说法的回应,本文试图揭示,收视率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产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在中国,收视率的商品化和收视率调查的制度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与电视媒体的社会主义属性之间形成张力.本文认为,“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作为一种市场话语,简化和遮蔽了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矛盾及媒体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在由政治与经济权力共同主导的中国广电系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视率的商品化和制度化使“受众”取代了“人民”,使资本积累的目标取代了建设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违背了体现“人民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宗旨.     

人民的选择?——收视率背后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北大核心CSSCI

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吗?在市场话语的主导下,收视率被视为传播效果的"客观"反映和一种"民主"的表达。出于对这一说法的回应,本文试图揭示,收视率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产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在中国,收视率的商品化和收视率调查的制度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与电视媒体的社会主义属性之间形成张力。本文认为,"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作为一种市场话语,简化和遮蔽了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矛盾及媒体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在由政治与经济权力共同主导的中国广电系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视率的商品化和制度化使"受众"取代了"人民",使资本积累的目标取代了建设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违背了体现"人民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宗旨。     

公民意识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所有国家，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这揭示了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素质与政治建设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表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深化民主政治理念作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这是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当前已经成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