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

本文考察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1999-2005年间的土地违法情况，并利用面板回归技术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与土地违法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方土地部门的部门利益。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讨论了土地违法在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分布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年颁布的土地出让政策和2003年开始的对土地违法的严厉打击均对土地违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与环境效率

文章考察了"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特殊制度安排对我国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2003—2012年我国省级行政单位数据,利用SBM模型测算环境效率值并通过核密度估计得出环境效率值总体偏低,差距呈不断减少趋势。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环境效率水平的提升;在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只追求辖区经济增长的地方官员对环境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官员任职时间越长,环境效率也越高。     

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环境治理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激励模式对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量,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和治理难度.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相关部门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做出适当调整,地方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

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分权体制、土地财政与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

我国分权体制及其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偏好是导致我国房价与地价齐涨的深层原因,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房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现象,在对策上应更多的从体制层面着手,尤其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财权配置的调整优化。本文基于我国体制层面因素,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过热成因进行了探讨。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和房价水平

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城镇房价持续快速上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发现,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本文采用2000-2008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财政分权度对房价的影响机制,为上述假说提供实证证据。结果表明,分税制背景下逐年扩大的财政分权度是导致房价持续过快上涨的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在使用了不同的计量方法、识别技术以及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房价的因素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CONSIDERATION

In countries with tax-sharing systems, assigning local governments a large share of locally generated revenues is often thought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re local officials benefit from local economic activity, the more supportive of business and less corrupt they should be, resulting in higher output. Some attribute China's rapid growth to its high local retention rates and Russia's 1990s stagnation to the central clawback of local revenues. I show that such arguments ignor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e game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f increasing the local tax share improves incentives for local authorities, it worsens them for central officials. The net effect on output is indeterminate.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党的十六大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实行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MANAGING PUBLIC AND PRIVATE LAND THROUGH PARTIAL INTERESTS

As property rights concerns grow along with budget pressures, government agencies charged with balancing resource policy objectives need to consider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s to regulation and land purchas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public agencies participate in markets for partial interests in public and private land as a means of influencing resource use and conservation. The paper also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option theory to the valuation of conservation easements and considers potential extensions to other partial interest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SEVEN FEDERATIONS

Although fiscal policies of central governments sometimes provide modest insurance against regional income shocks, this paper shows that procyclical fiscal policy am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can easily overwhelm these stabilizing effects. We examine the cyclicality of budget items am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seven federations, showing that own-source taxes are generally highly procyclical, and contrary to common wisdom, revenue sharing and discretionary transfers are either acyclical or procyclical. Constituent governments are thus left alone to smooth their own shocks, and we document the extent to which various restraints on borrowing and saving undermine their ability to do so. The resulting procyclicality of provincial fiscal policy is likely to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n a world where demands for countercyclical fiscal policy are increasing but considerable fiscal responsibilities are being devolved to subnational govern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