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研究综述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尤为严重。本文对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股权集中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体系不完善是产生利益输送行为的重要原因,而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是造成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直接动力。     

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

本文认为,政治关联通过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而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家族化:政治关联带来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收益增加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规模,同时政治关联降低了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对控股股东通过隧道效应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监督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有激励通过家族成员介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来体现其控制权进而实现政治关联带来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而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上述论断: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度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程度正相关,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度越高,公司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数量越多、比例越高。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及计量--以我国国有股权转让为例

本文以 2 0 0 3年上半年发生的国有股权转让交易为样本 ,以受让方是否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受让的股份数量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值代表受让方对受让公司的控制权 ,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私人收益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具有较高的私人收益 ,这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对中小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特征研究

控制权私人收益是衡量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投资者保护问题的重要概念。通过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时期特征、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本文发现：随着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加强，控制权私人收益逐年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法治水平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在各行业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行业竞争程度和资产固化程度有关。     

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更多地采取分离收益权和控制权(投票权)的做法来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分析发现大股东在企业内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越大,选择私有收益越大而总体收益相对较差的投资项目的激励越大。企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也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     

控制权私人收益度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实行之后,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购中控制权性质、支付手段等也受到较大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为间接衡量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占程度的指标,对投资者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控制权私人收益大小的变动趋势出发,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规范及制约

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明确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和健全董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经营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本文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产生和发展情况的研究指出,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股东选举董事制度、董事会议事机制以及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博弈分析

在现代企业中,控股股东和经营者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当合谋的净收益大于不合谋的净收益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便会合谋,以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损害小股东的利益。通过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博弈模型论证了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存在合谋的可能,以及合谋的影响因素。     

股权融资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博弈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可以看成由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构成.在股权融资中,大股东可以凭借其控股权剥夺中小股东利益,获得控制权收益.本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行为,给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条件,并就如何防止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出相应建议.     

资本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资本结构决定了其独特的控制权配置,从而使我国的控制权市场较主流理论中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意义弱化了,我国控制权市场更多的表现为控制权增值的场所,控制权转移过程中成交价格与净资产值相比的溢价(或折价)即控制权溢价(或折价)反映了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对未来从控制权中获取私人收益的预期,因此,影响控制权溢价的因素是影响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预期的因素。     

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基于私有收益视角

控制权转移可以引起公司股票价格以及股东财富的变化,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鲜有结合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分析。本文从私有收益视角出发,从事件期的累积超常收益、超常换手率、内幕交易指标、长期购买持有收益以及国有和民营买家超常收益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控股股东通过内幕交易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并未真正为股东创造价值。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

投资法律保护对合理所有权结构的形成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否定了投资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的替代关系之后，本认为所有权的集中是大股东适应由投资法律保护较弱产生的私人收益的结果。而且为最大化获取的私人收益，他们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等分离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形式对公司实施控制。     

在双层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有效机制——基于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行为

本文以2011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金占用程度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高管隐性收入,以及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比例以及公司成长性等数据分析,研究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股权制衡度以及高管隐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对如何保护小股东利益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方法评估及改进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性大股东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其收益多少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在控制权转让过程中,买卖双方对现金流收益的预期;控制权所占发行股票总额的大小等等。由于我国股市股权分置严重,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特点,难以直接测量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那么,如何测量我国上市公司私人收益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控制权收益测量的理论背景研究,对国际上测量控制权收益的方法加以改进,以适用于测量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     

控股股东与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综述

从我国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普遍性角度出发,探讨了我国的一些制度因素为控股股东管理盈余提供了有利契机,并分析了控股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因,其最终目标是为获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并不是为了提高公司的价值,该行为扰乱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最后提出遏制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的途径。     

金字塔结构、法律环境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2005-2007年间发生控制权转让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控制层级与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正相关,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研究表明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条越长,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而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够抑制其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采取政策措施推进控股股东缩短控制链条,发展核心能力,既能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收益,也有利于促进其获取合理收益;同时应进一步落实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改善执法效率。研究还显示对最终控制人较高的股权制衡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     

基于“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理论”的控制性股东行为分析

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侵害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已有文献在对股东控制权上的分析疏漏造成了分析结果的片面性。力图通过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理论的运用,深刻分析控制性股东的行为,从而提出治理大股东侵害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及相应的监管对策

公司股权的集中导致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大、小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享有共同利益,这促使大股东合理地使用手中的控制权扩大公司的价值,产生对公司的"支撑"行为;另一方面,控制权的集中使大股东通过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获得私利,产生对公司的"掏空"行为。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大股东掏空现象愈演愈烈的实际,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动机、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对策。     

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在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最新最前沿的话题之一,被国内专家学者关注和探讨,可供参考的文献相当有限,具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性梳理,希望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其产生的本原和动因。     

控制权私利下并购成功悖论形成机制研究

并购成功悖论一直困绕着企业并购理论与实务界。本文从控制权私利视角研究了成功悖论形成机制,得到三点结论:一是无论激励为主还是自利为主的控制权私利均有利于控制权人,因而,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会积极实施并购;二是在自利为主的控制权私利下,并购必然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因而主并方并购绩效为负值;三是以激励为主的控制权私利下,并购并不必然有利于中小股东,提升大小股东共有收益,并保证中小股东得到应有收益份额才有利于改善并购绩效。主并方并购绩效多为零或负值说明制度上重新设计以保障提升共有收益更符合控制权人利益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