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垃圾食品广告的助推式规制

垃圾食品的泛滥造成非传染病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等严重的负外部性,垃圾食品广告推波助澜,是法律规制的重点。作为社会人的消费者具有有限理性,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理性营销出现失衡现象,并且存在跨时选择的行为化市场失灵,应当对垃圾食品广告采取以助推为硬核的促进式规制。面对食品市场信息环境的缺陷,垃圾食品广告助推式规制应当以良性食品生产信息环境建设为目标。垃圾食品广告的规制机构不仅应当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还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展开合作规制,并且避免规制俘获。垃圾食品广告的助推式规制应当以有效性、高效性和公平性为标准,综合运用不同干预强度的规制工具,以保障和发展公民健康权。     

基于规制者"主动猎获"视角的规制外部性研究

从规制俘获视角看,规制俘获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传统规制俘获理论、新规制经济学俘获理论几个主要理论阶段。规制具有外部性,主动猎获规制导致社会生产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引发社会道德危机。人性恶的假设、"国家掠夺论"的政府本质说以及制度的缺陷和权力的滥用都是主动猎获规制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本文首次从规制者"主动猎获"的新视角研究规制外部性,揭示了规制外部性可能导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危害,拓宽了规制外部性的研究视野。     

政府规制中的多重委托代理与道德风险

政府规制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多重委托代理合同,这种多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纵向看,存在着公众、议会、规制机构、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链条;从横向看,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规制机构共享对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规制权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都存在着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因而在制定规制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一问题.     

药品质量规制俘获问题的博弈分析

本文基于政府规制理论,并且贯穿了博弈论的知识,解释了了我国药品质量规制俘获状况的普遍性,其中,药监局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较为低下,同时药监局的收入难以客观量化,药监渎职的责任追究体系不健全是药监为企业俘获的主要原因。所以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完善对于药监渎职追究任体系,增加药监的收益,对于完善我国药品质量规制很有必要。     

再规制——优化政府规制的新途径

政府再规制是针对政府规制而言的,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规制。在我国,政府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社会性规制则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但是政府规制并非万能的,也存在规制失灵的现象,“规制俘虏”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此时是否要放弃政府规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实现政府规制的优化才是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一剂良方。笔者从对规制政策的立法机构、规制执行者和被规制对象的规制阐述了再规制问题,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个均衡点。     

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与市场监管体制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悄然走进人们的生活并在商业领域被广泛运用,大数据"杀熟"现象也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出现。从何为大数据杀熟出发,探究其本质,并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对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进行思考,并对该行为的市场监督与管理进行了探讨。     

论企业平行定价行为之规制

企业的平行定价行为在寡头垄断市场上是一种常见现象,也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平行定价行为被作为一种垄断协议或者协同行为的工具,将对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实践中,如果不能发现企业之间进行过沟通,就很难依据现行的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定进行反垄断规制。中国的反垄断执法要谨慎对待企业平行定价行为,通过采取有关措施,在合理分析的基础上,有效防止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     

我国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研究

对我国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规范垄断行业规制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规范政府规制的措施:一是放松规制,引入竞争;二是进行企业产权式改革,消除"行政垄断";三是建立专门的政府规制机构。     

中国乳制品安全规制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乳制品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乳制品慢慢成为人们的必需品。乳制品的质量安全很重要,但是我国频繁发生安全事故。中国对乳制品安全采取了规制措施,不过存在着规制失灵的现象。本文针对规制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中国乳制品安全规制的问题、失灵原因,从规制机构、规制立法、规制进入制度、问责制度这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IWF性质的英国网络规制模式探析

一般认为,英国政府对于网上内容的规制采取的是自我规制模式。网络内容的规制由独立的行业协会,主要是网络观察基金会(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简称IWF)实施。但是有学者对英国的自我规制模式提出质疑,认为IWF不是独立的自我规制机构,而是准政府机构,其行为实质上等同于政府行为,英国对于网络实质上实施的是政府规制模式。本文拟对IWF的性质予以探讨,以进一步揭示英国网络规制模式的实质。     

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理论分析--以中国零售业为例

在开放条件下,为提高本土零售业对外资的抗衡能力,政府本应采取一定的产业保护政策,并对外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但事实上,部分地方政府却对外资进入给予“超国民待遇”。本文对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根源进行的理论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与政府规制机构的产生、人员的任命与构成、政绩的评价体系以及本土零售业的多数劣势有关。文章最后分析了WTO架构下政府对零售业的规制选择。     

行业协会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产权理论、博弈论、规制经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行业协会的特殊性质,认为行业协会是一种俱乐部性质的制度安排,是协会成员企业进行博弈的重要场所和工具,是由众多具有成员企业组成的对规制机构进行俘获活动的利益集团的代表。     

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真的很重要吗?

本文根据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海关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并且使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工具变量法及扩大发达国家或地区界定范围的估计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研究综述

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必然会产生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即所谓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主要围绕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委托一代理问题展开,如信息不对称下的洛伯和马盖特规制模型、存在逆向选择情况下的规制模型、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的规制模型等.西方激励性规制方式主要包括特许投标制度、区域间标杆竞争、价格上限规制等.本文认为,尽管我国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对被规制企业的规制同样面临委托一代理问题,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不仅可以解决西方被规制企业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我国被规制企业,也可从技术层面上提供一定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必须考虑到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充分考虑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及转轨、欠发达等特点.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中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研究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自然会对传统的规制提出挑战,需要进行规制改革以符合民营化的进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是合理规制的重要条件.加强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应当解决目前城市公用事业规制机构独立性的最主要问题--政企不分,应当体现规制机构与城市政府的相对独立,体现在规制上必须具备法理的独立性及规制机构自身运转的独立性.     

国际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以及环保要求的提高,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日益复杂和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由于我国的环境标准低,企业的环境意识差,许多产品因为达不到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或者没有获得环境标志认证而被拒之门外,这给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2010年我国有31.74％的出口企业受到国际环境规制不同程度的影响,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达582.41亿美元,环境规制和壁垒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已经由原来的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     

环境规制对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年～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环境规制与环保投资的关系,再进一步讨论独立董事的污染体验这一董事会特征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环保投资起到正向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污染体验弱化了这一正向影响.因此,提出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和增强环境保护宣传的建议.     

电子商务规制问题的探究

本文介绍了电子商务的概念,分析了电子商务的模式,阐述了电子商务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后详细的对电子商务领域的规制问题,包括规制机构设置、进入规制、价格规制、信息安全规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究。     

环境规制视角下我国流通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促进流通业的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环保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环境治理工具对流通业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下流通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人力资本、融资能力、技术创新和政府行为都对流通业的绿色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通过作...     

政府规制负担降低了高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吗? ——基于微观企业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中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运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和二元Probit离散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规制负担和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规制负担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政府规制水平,可将企业的生存风险降到最低,政府规制负担过重或过轻都将显著降低高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企业的出口行为、 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对这种影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企业有出口行为,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且规模越大,越能降低政府规制负担对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