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问题及对策探析

伴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广泛实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村委会缺乏独立性、村委干部整体素质低下、村委干部选举不规范等问题。增强村委会工作的独立性、提高村委干部的整体素质、加强村委干部选举的规范性是增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的有效路径选择。     

探析法律框架下乡村关系的偏离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乡村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国家行政管制和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乡镇政府是农村最低一级国家政权,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二者之间是“指导—协助”关系。然而,现实中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简称乡村关系)却存在着“偏离”成文法律规范的现象。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文章着重分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理顺乡村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不能背离直接民主

作为直接民主的村民自治，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它无须去倒逼高层民主，也无须在国家民主层面上为代议民主提供经验 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经验而存在的村民自治，伴随着此次《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即将进入一个关键的路口。基于笔者10余年对中国乡村政治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此次《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重心，应当在于如何让村民自治重回原有制度设计中的直接民主，     

论村干部的竞选承诺

村委会竞选承诺的引入,是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竞选承诺对村委会选举和乡村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要坚持和完善竞选承诺,使其成为成熟的制度并强力推行.     

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是一部确认和规范村民自治的法律,"试行"到今年已整整10个年头了。随着村民自治活动的推广与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制定的"实施办法"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也陆续暴露出来。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

村民自治,核心是自治,关键在选举。所谓民主选举,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各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法律法规,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罢免村委会干部。１、深刻领会我国村民民主选举的一个标准。我国农...     

中国乡村权势阶层崛起

一、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乡村权势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裕起来的的人,一部分乡级干部。后者包括乡级主要官员,以及乡村信用机构、粮食收购机构、司法机构、土地管理机构、民政机构等能够对农民收费、罚款的机构的主要干部。"乡村权势阶层"只是一个分析性概念,意指他们有权力、有势力,受普通农民的敬畏、羡慕、妒忌,有时是愤恨。使用这个概念并无针贬这一阶层的意思。1.乡村权势阶层崛起的历史条件。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社会虽然也有潜在的社会精英分子,但总体上看,     

“刁民”王幸福的“和谐观”

52岁的王幸福．是河南宜阳县高村乡鲁村一名普通农民．因为自费调查宜阳县乡村三级干部暴力征收农业税．不断帮村民反映情况．被称为“中国最著名农民之一”，也被当地一些官员称作“刁民”、“无赖”。在前不久进行的村委会换届中．王幸福以绝对优势当选村委会主任。     

清末民初广西民团与边疆乡村社会控制

民团原是乡村自卫组织,但随着晚清社会动乱的加剧,民团势力开始兴起,逐步演化为掌握乡村基层权力的"自治"机构.就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而言,民国初年,民团已成为乡村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乡村地方出现了军事化的局面.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研究(1948—1952)北大核心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和、渐进的土改政策,以配合其全面治理南方新区的整体性战略。土改运动正式开展之前,湖南、贵州等地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先后领导了反霸与减租运动,以作为土改之前奏。土改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工作队下乡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政权深深地嵌入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然而,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团结本地干部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南下"绝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占领,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乡村土改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政治面貌、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框架。     

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兼论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改革

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也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乡村民主政治，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在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的进程中，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可能会强化；乡村政治改革应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转型社会中的乡村治理方式变革问题研究——以湖北省宜都市农村网格化管理为例

面对转型社会乡村治理的新挑战,湖北省宜都市启动农村网格化建设试点,形成了"组织网格化、自治规范化、服务网格化,电子村务、电子学务、电子商务、电子服务"的"三化四务"经验,实现了乡村治理模式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的转变,乡村治理力量从"能人治村"到"多元共治"的转变,乡村治理理念从"管控"到"服务"的转变。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研究(1948—1952)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和、渐进的土改政策,以配合其全面治理南方新区的整体性战略。土改运动正式开展之前,湖南、贵州等地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先后领导了反霸与减租运动,以作为土改之前奏。土改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工作队下乡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政权深深地嵌入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然而,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团结本地干部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南下"绝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占领,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乡村土改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政治面貌、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框架。     

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分析

几十年来村民自治的大力推广,使我国农村基层自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暴力事件,乡镇政府的过度干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矛盾和冲突,村务公开不透明、不规范等问题屡出不穷。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为找到解决途径奠定基础。     

构建村民自治管理中心的设想和建议

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推广普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委会的监督控制功能在不断弱化,尤其是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产生的众多社会经济问题,构建村民自治管理中心具有强化农村党组织对基层的管理功能,推动农村党组织扁平化和社区管理制度化的重要实践意义.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委会的价值及实现路径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了战略部署。其中,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强调必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发展基层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应然层面,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蕴含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对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当家人”的价值期待,同时还要求村委会的价值定位应当坚持村民自治、促进国家资源输入与提升农民组织力相结合和治理有效三大原则。但随着国家治理日益深化,在实然层面上,村委会的价值发生了错位,往往容易成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这种价值上的差距不仅给村委会带来了重大负担,也给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村民自治悬浮化、国家资源下乡“失败”及基层治理效能弱化等问题。由于村委会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的差距给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村委会的价值进行重塑,即明确村委会的价值定位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者”,承担起组织和动员村民的责任,肩负促进国家资源下乡与提升农民组织力相结合的历史使命。通过重塑村委会的价值及改革基层民主治理模式,可为实现基层治理有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基础。     

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委会面临的矛盾冲突与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村民自治飞速发展的同时,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地区村委会的运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村委会面临一定的矛盾冲突。文章通过对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委会面临的矛盾冲突的分析,提出了相应地解决矛盾冲突的对策。     

“民办官助党领导”将是农协发展模式

当下中国的国家对社会组织还存在有限的“进入”,这是转型期的必然。随着农民自治组织发展的逐步成熟、乡村市民社会的逐步发育,行政力量可能会逐渐退出乡村的自治空间,而国家的作用只体现在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上     

智慧治理视野下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智慧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先驱,其成效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当中逐渐呈现。在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的层面,智慧治理以其灵敏高效、联动融合的特征,从数据化与信息化多个层面推动着我国智慧社会的建设。将智慧化的治理方式运用到乡村治理中,不仅可以助推文明乡风的实现,促进数字乡村、法治乡村的成型,对于打造"自治、法治、德治"并行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智慧治理参与下的新型乡村治理格局均有裨益。     

乡村振兴不能容村霸横行

正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是促进乡风文明的要求,也是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体现,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要振兴,一方面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有序运行,确保村"两委"班子公道行事;另一方面,要进行有效监管,铲除村霸滋生的土壤;同时,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彻底斩断村霸的"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衔接之中,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破解的挑战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