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税负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

该文主要运用Theil指数研究中国1978-2009年区域税负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时首先计算中国31个省区的税负总差异,然后将中国分为几大区域计算其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对总差异、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出中国区域税负总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各区域税负总差异从"波动扩大"转向"不再扩大";在税负总差异中,区际差异贡献较大且与总差异变动同步;各区域具有俱乐部收敛趋势。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主要为区域间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税制改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最后提出缩小中国区际差异的相关建议。     

中国产业政策为何选择非均衡与直接干预的模式——基于战国末期经济史的考察与分析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产业政策体系学自二战后的日本。但事实上,中国的产业政策虽然与日本一样具有"非均衡"特征,但选择了与日本截然相反的"直接干预"模式。一国产业政策的制度形成与其经济史及其路径依赖效应密切相关。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溯源分析发现:非均衡与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模式形成于战国末期的秦国,对后世中国的经济政策模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在非均衡的"重农抑商"产业政策作用下,古代商业经济受到政府的严格规制,产业结构因而在政府直接干预下长久保持"一、二、三"形态,而工业的产业组织则以一定程度的"官进民退(国有化)"与行政垄断为特征。结合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史维度的考察与思想提炼,为当前迫在眉睫的产业政策调整与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想参考。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现有研究关于新兴经济体OFDI是否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且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和制度发展存在"非均衡推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和吸收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且在各区域制度环境和异质吸收能力影响下呈现出地区差异,积极而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东部地区,而非西部地区;(2)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在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趋于平缓.因此,新兴经济体应鼓励技术寻求型OFDI,优化OFDI区域空间布局;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母国自身的制度环境质量;提高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异质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新兴经济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中国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融合态势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指标数据,运用耦合协调理论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和GeoDa0.95软件,分析了中国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态势及其区域差异和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平衡,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国省域两业融合态势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空间分类特征;中国省域两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集聚性,且呈逐年提升态势;中国各省域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非均衡化发展态势,两级集聚现象较为明显。     

基于供求理论的金融监管强度边界及制度均衡解析

金融监管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变化决定金融监管的供求关系,均衡的金融监管能够实现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双重效果,但金融监管均衡属偶态而非均衡是常态.从我国金融监管发展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当前金融监管体制存在"制度性供给过剩"与"功能性供给不足"的双重失衡.短期内,应加强金融监管的国内协调缓解金融监管制度性供求非均衡矛盾;长期看,要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增加功能性金融监管的供给,满足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的制度需求,逐步实现制度供求的相对均衡.     

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

选择熵权综合指数法测度中国的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考察环境治理绩效区域差异的来源,利用Markov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差异在研究期内逐渐扩大,地区间差异是导致环境治理绩效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整体的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表现出由低水平、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高水平逐步发展的态势。     

福州市服务业空间非均衡和极化探析

描述了2002—2009年福州市服务业发展的时间特征、产业结构特征以及空间结构特征。以福州市5区8县（县级市）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计算了福州市服务业发展空间非均衡和极化水平。研究发现，2002—2009年，福州市服务业空间非均衡程度减少，但是空间极化变化趋势不明显。2008—2009年，福州市服务业“中间阶层消失”现象的确存在，组间差异扩大是福州市服务业空间极化程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言"、"行"、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与宏观经济绩效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一致性问题和不同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研究发现:一是"害怕浮动"在为中国提供货币政策纪律的同时,也赋予了货币当局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能力;二是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三是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名义和实际分类法的思想,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以中国粮食主产区为例

基于2007-2018年中国粮食主产区面板数据,文章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对粮食主产区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且部分地区存在微弱的极化现象及趋势;财政支农支出在地区间具有层次性差距,超变密度造成财政支农支出差距的主要原因;密度函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右拖尾现象,部分省市财政支农支出之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据此,文章从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有序协调互补的财政支农资源配置体系、实行差别化的财政支农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6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Bootstrap-DEA测度其2003—2015年的旅游效率,借助空间变差函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探究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县域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呈"双M"型变化规律,整体非均衡性较弱;空间非均衡性在进一步扩大,并出现"逆市区化"现象,效率低值区呈西南—东北迁移趋势;旅游效率总体呈正向空间自相关,高效率和低效率县市在空间上趋于分散;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先减小后增大,各方向上均质性差异明显,空间格局演化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县域旅游效率具有时间稳定性,以渐变变化为主;以杭州、宁波、嘉兴和温州市区为中心的地区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下转移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则明显向上转移,区域旅游效率呈大范围下降和小范围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县域旅游效率格局演变是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位交通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其演进可以划分为经济推动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四种类型。     

制度性边界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扩张

在政策，体制和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无论如何增加、利用和配置技术性资源，产出量无法超越某个最大产出水平，这就是经济的制度性边界。这个边界不仅制约着企业的最大产出和最佳规模，而且还决定了一个社会长期的生产能力。由于制度、体制、政策等制度性资源在层次性、广泛性、持久性和可变性上的差异，制度性边界是多重而复杂的，但是根本上取决于制度因素。本认为，从建国到70年代末，制度变革的滞后和偏离，使得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来扩张边界的中国经济在狭小的空间内转圈；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在强劲的政策调整和体制转换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快速的增长，在新世纪的门口，主要依靠制度创新来扩大经济边界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制度产生、制度变迁的博弈浅析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和博弈论有很多的相似性,本文利用博弈论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变迁 迁作了一定的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制度的变迁与设计

制度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存在着效率递减的规律,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出现危机,进而产生制度变迁.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制度在频繁的食品安全事故中经历了相继的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中,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原则和要求.制度功能应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体系下,食品安全规制不是单靠某一法律所能解决的.制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是监管制度、激励制度和法律制度.     

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模式与制度创新

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依赖于制度重构和制度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正式制度包括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础,制定与执行各项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与政策措施;进一步实施产权制度与价格制度改革,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转变观念,为发展循环经济创设思想基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     

Institutional reform paths

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amic population game in which agents play a simple anonymous-exchange game of cooperating or defecting. Agents switch to the strategy with a higher expected payoff. Reformers can affect the payoff structure of the stage game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cooperators in the population by either enacting legal reform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ontract law) or focusing on the macro outlook of the econom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paper predicts which types the reformer should enact first and under which conditions reform will not be successful.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isplay several similarities. However, differences in methodology and normative stance are too big to reconcile both approaches. Both approaches may keep each other sha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