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为何没有推动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基于半城镇化率视角的解释

在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本文从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两个阶段出发,使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之间的缺口——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半城镇化率对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城镇居民收入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也会产生负向影响;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半城镇化率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同时,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尤其是城镇户籍居民消费倾向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在低房价区域,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高房价区域,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尤其是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缩小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缺口,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论户籍改革下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协调

户籍制度存在已久,对于这样一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制度,其改革必然会伴随着一些新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对城市的承载力的要求：城市的交通、能源、粮食和水的供应跟不上,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不能覆盖此类人群。二是农业又因生产要素的过度流失而出现凋敝和萎缩的趋势。对此,本文从分析农村人口迁移的流动效应人手,将从农村迁到城市的人群分为三类：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     

户籍改革与农业人口转移

户籍制度改革已由小城镇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次第推进。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进城人口的计划指标,实行户口迁移条件准入制,对推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改革中出现许多新问题,须从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综合考虑,采取有效对策。     

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间投入品模型,将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不同劳动力流动模式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构建了中国户籍制度演变模型,并通过数值计算模拟了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如果降低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经济系统会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而维持当前户籍制度不变将遭受较大损失;(2)不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影响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效果,如果农民工“带着土地”进行转移将会放大户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红利。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协同进行,不仅要减少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束缚,还应保留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现有劳动力迁移理论,也为地方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劳动力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户籍改革视角

全国农民工增速的放缓导致城乡劳动力配置改善的速度下降,日益突显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户籍改革的地区差异和筛选作用如何通过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户籍改革的地区差异和筛选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消除地区差异能增加33.51%的经济总产出;尽管降低除一线城市之外的落户门槛不利于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改善,但能增进社会福利。     

户籍改革的突破口

户籍制度改革之难,难在户籍背后的含金量不同,改革的突破口是让含金量相同的地区首先实现户籍互通。户籍改革难,但不是无改革之路,关键要看改革的决心。     

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文章在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假设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两个层面对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地区间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固定成本呈正向变动关系;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彼此对外市场开放相互依赖;由于落后地区总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棒—棒均衡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农村和城市两类异质劳动力以及农村和城市两类区域用地的内生城市化模型,引入土地流转和人口迁移的限制,研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化和居民福利的影响。模型理论分析表明:(1)在严格的土地控制和户籍限制下,只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会迁往城市;(2)无论是允许土地流转还是户籍制度松绑,将有更多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城市劳动力产出增加,农村劳动力福利大幅改善,城市劳动力的福利仅有少许下降,城市化率提高。反事实检验发现:允许1单位农村宅基地流转置换为0.5单位城市建设用地,则2000年和2011年城市化率比实际值分别提高1个和2.5个百分点;若劳动力摩擦程度整体下降0.3个单位,则2000年城市化率比真实值提高2个百分点,2011年提高3个百分点。本文的政策启示为: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松绑的联合改革能够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及促进城市化红利的共享。     

制度约束、二元人口流动与中国城市化的有序进程——基于“随机服务系统理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文章在现行户籍制度背景下,以“有序”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为目标,遵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应用“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排队论）展开了预期一个时期内城乡二元人口转化的数学建模,并进行了实验模拟与仿真,结果较为理想。该模型的建立为定量研究我国城市人1：7增长、为政府部门有序控制城市人口数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同时也表明,应用随机服务系统理论定量研究人口、城市化及其他相关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且具有应用前景。     

制度约束、二元人口流动与中国城市化的青序进程——基于"随机服务系统理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文章在现行户籍制度背景下,以"有序"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为目标,遵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应用"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排队论)展开了预期一个时期内城乡二元人口转化的数学建模,并进行了实验模拟与仿真,结果较为理想.该模型的建立为定量研究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为政府部门有序控制城市人口数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同时也表明,应用随机服务系统理论定量研究人口、城市化及其他相关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且具有应用前景.     

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在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框架下解释了产业转移现象,认为产业转移的基础不必然是第一自然的差异,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由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所构成的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互作用,产业转移也会发生,并且表现出突发性、自我强化、预期自我实现和价值链环节分离的特性及关联度弱的产业先转移等规律。此外,新经济地理学还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考察了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包括瓦尔拉斯效应、生产租金和规模区位效应、累积效应以及转移效应,并对影响产业转移的税收优惠竞争、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和区域补贴等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剖析。     

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新经济地理学(NEG)在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框架下解释产业转移现象,认为产业转移的基础不必然是第一自然的差异,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产业转移也能出现,并且对产业转移的相关原理给予了独特的解释。以现有文献为基础,本文从产业转移机制、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规律、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以及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四个方面总结了产业转移的NEG相关解释。     

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集聚: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1999年～2008年省级相关数据,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区位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交通通信、文化消费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政府财政支持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 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 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 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二次城市化、土地开发与经济增长

文章将二次城市化水平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化、二次城市化和城市土地开发的中央计划者模型,在利用1985-2008年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模拟分析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当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成本较高时,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率;当落户成本较低时,上述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应保持城乡用地的动态平衡,根据落户成本施行差别化的户籍开放和土地开发政策,让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吸纳人口进城落户的主要场所,这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关城镇化的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