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研究

始于2015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至今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部分企业的减负效果并未达到政策预期。文章分析并总结了目前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提高政策效果的措施。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比较研究：2016-2021

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哪些政策有效、哪些企业获益,本文使用2016-2021年大企业数据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梳理近年来主要减税降费政策,并基于大企业税收数据考察政策的落实成效,本文研究发现“减税降费”的力度逐年增大,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位列首位,减免额度大、增速快。政策落实情况因企业的税收信用等级、利润率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高纳税信用等级企业在所有税收优惠政策中占有绝对优势;高利润率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优惠中处于优势,低利润率企业在增值税减免、其他减免政策落实中占有优势;制造业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优惠中处于优势,非制造业企业在税率优惠和增值税减免政策中占优势。     

减税降费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其中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起到了主要机制作用。研究结论对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减税降费的作用与关键环节

从2012年的结构性减税迈向今天的减税降费,中国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3万亿元,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在路上。面对不断推出的政策红利,各方对中国减税降费重要作用的理解尚停留在减负层面,对如何把握减税降费的关键环节还有一定分歧。为此,本研究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战略高度,以及缩小名义税费负担与实际负担间差异的角度,探讨现阶段减税降费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努力打通宏观减负战略与中微观减负成效间的联系,妥善处理体制变革、支出压力与财政稳定下的减税降费,这是保证减税降费措施全面起效、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的关键。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减税降费与地方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即减税降费力度低于平衡点时,减税降费能够抑制城投债规模的扩张,但当减税降费力度高于平衡点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会导致城投债规模的扩大;（2）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压力处于中低水平以及金融风险等级低的城市,财政承受能力更强,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U”型关系的平衡点偏低,减税降费抑制城投债规模扩张的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减税降费政策的路径选择

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的重要一环。文章以减税降费实践为背景,从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出发,围绕中国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回顾梳理近年来减税降费特别是增值税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减税降费工作的政策影响进行评析,以美国减税政策历史为镜鉴,对减税降费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展望。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问题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强劲,房地产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与其密切相关的房地产税收绝对量增长也较快．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中税收增长最快的行业是房地产业,实现税收1798．65亿元,增长31.3％。但是我们发现,房地产业税收额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4％左右,这与该行业的迅速崛起状况大不协调。有分析认为,房地产行业是当前我国偷逃税收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这与税务部门征收工作监管力度的有待强化和完善有一定关系,却从根本上暴露出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政策的诸多不合理之处。     

税费关系及税费改革的理论分析

税和费作为财政收收入的两种形式，均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它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在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应对税和费有个明确的认识，找出并针对不规范税费关系形成的原因，寻求治理规范的方法。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School-selection Fee in China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belongs to semipublic goods in China as the payout of senior high school is provided by public finance and market. Some key high schools ask for very high school-selection fee, which is a great burden on many families. And higher and higher school-selection fee is against social justice and endangers social environment＇s harmonious and stea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influences of school-selection fee, and points out some suggestions.     

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影响的税费政策!

页岩气资源开发过程会对水、大气及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运用适当的环境税费政策可以有效地减少或消除这些影响。在水资源影响方面,通过水资源税、水污染税的有效设置来激励页岩气开采企业采用节水的压裂技术、方法或发明水压裂法的替代技术,控制压裂液对地下水的污染、改进返排液的存放、处理及排放;在大气污染方面,通过甲烷二氧化碳税的设置来抑制甲烷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周边生态环境影响方面,通过森林草原环境税、土壤保护税、噪声污染税等税费来控制其对开发地区带来的影响。     

我国环保税税收制度的设计

本文从我国环保与生态现状出发,以科斯定理和庇古税为经济学依据,论述了现阶段我国应以庇古税思想来构建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总体思路及具体税制的设置.     

税费改革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税费改革极大地影响着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收入规模及其投资规模和结构，使义务教育投资更依赖于县(市)级财政预算内资金投入，而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县级财政无法承担义务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经济同步增长的重大责任。因此，伴随着税费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的实施与落实，保障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最重要的措施应该是改革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将义务教育发展责任上移，实行建立以中央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新机制。     

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

结构性减税是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自2008年底以来,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保增长、调结构与扩内需的反周期操作中一度扮演积极的角色。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操作遵循宏观调控与税制优化两种不同的范式,宏观调控范式侧重总量均衡的短期相机抉择,税制优化范式注重结构调整的长期制度安排。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宏观调控的结构性减税将日趋淡出,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应坚持结构性减税与税制优化相结合,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相结合,结构性减税与配套改革相结合。     

减税:分析与抉择

<正> 税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税收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有两个所谓“稳定器”的基本概括:一个是“自动稳定器”。就是通过税收制度上的巧妙安排,可使税收自动地产生抵消经济波动的作用。如实行累进制的所得税,在经济萧条和繁荣时期,税收数额会自动地趋于增加和减少,从而分别产生减缓经济萎缩程度和抑制通货膨胀之效。另一个是“人为稳定器”。即指通过不同时期税收政策的相机确定,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税收,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税收,可使税收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维系总供求之间的大体平衡,促使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