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绝对贫困已全部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已成为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减贫的主要目标。金融素养是影响行为主体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基于农户居民的金融素养与多维贫困测度,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通过推动农户创业、提高农户风险认知、降低农业信贷约束、提升商业保险参与度能有效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提升金融素养是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10年教育支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运用AF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采用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了因教育支出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了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农村民生性支出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生产性支出未起到遮掩作用。从异质性来看,财政压力对财政能力较弱地区影响更加明显;财政压力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在k取值大于0.33时影响减弱。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数据,构建了包含个人行为能力和主观感受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在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较小阶段,随着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增加,会加剧贫困,而在其借贷规模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则会抑制多维贫困的发生,且减贫效应随着借贷规模增长不断增强。因此在制定脱贫政策时,政府应积极发挥非正规金融的正向作用,加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合作,有效利用非正规金融缓解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状况。     

金融素养能否降低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金融素养、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针对农户相对贫困问题亟需重视的现实,论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IV)实证检验了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能够显著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且促进农户商业购买是金融素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对东中部地区家庭、非政府扶贫户家庭、高物质资本家庭和高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法、替换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推进农村地区金融基础建设、开展金融教育活动和引导农户合理参保,是提升农户脱贫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手段。     

普惠金融能否“赋能”以阻断返贫？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非农就业与农机服务的中介作用

运用2018年CFPS数据,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A-F方法,构建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有序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果及其在转出、转入上的主要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都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果,其在中度贫困家庭中最为明显;农地转出主要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率实现减贫,而农地转入则可通过更多地使用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继而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贫困面貌的演变——概念、测量与时空比较

从贫困概念、贫困测量方法和贫困发生率三方面开展历时分析和跨地域比较,可刻画出工业革命发生200多年来全球贫困面貌的演变。在概念方面,人类对绝对贫困的认知从“一维”转向“多维”,高收入经济体逐渐重视相对贫困,后转向关注多维相对贫困。在测量方法方面,绝对贫困的测量侧重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的测量侧重收入不平等,两种方法逐渐融合。在贫困发生率方面,按照基本生存需要的测量标准,200年来全球极端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20世纪中后期高收入经济体的极端贫困发生率降至极低水平,而按照更高水平的测量标准,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绝对贫困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即便高收入经济体依然有一定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概念离不开一个反映基本生存需要的“绝对内核”。应全面理解贫困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并注意贫困测量方法的国情适用性问题。     

西部地区财政干预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重点已由“消灭绝对贫困”转向“减轻相对贫困”,研究西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及财政干预减贫效应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运用A-F双临界值法测算2011～2021年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财政干预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在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方面都有所缓解;在减贫效应方面,财政干预对推进西部地区的减贫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测度及代际传递效应

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Alkire-Foster模型构建我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矩阵,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选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3个贫困维度,研究我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现状,发现中国居民更多的是出现在身体健康维度的贫困,极少数同时存在两个维度的贫困。同时,对于模型的选择,研究采用的是logit模型,用以对我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并且父母均处于健康多维贫困时,子代更难以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     

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CHARLS2018数据,本文首先测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下的城乡居民贫困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采用PSM法消除自选择偏误。研究结果表明,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报销和提高保障水平均显著降低了居民贫困脆弱性,且绝对贫困标准下的作用更大。利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但无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降低自付医疗支出占家庭人均纯收入比重和减少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是基本医疗保障降低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放宽报销条件、提高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农户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结合贫困农户特征,从贫困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户主品德和信誉能力表现等四方面,构建了由户主年龄、健康状况、社会关系、贷款历史等二十三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贫困农户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指标判断矩阵并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为科学评价贫困农户信用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低保制度能缓解老年人多维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至2018年的四次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的变迁,并探究扮演兜底减贫角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34.1%下降到2018年21.3%,总体上有所改善。通过将微观数据与民政部公布的区县层面低保数据相匹配构造工具变量,发现低保救助并没有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态,反而对健康状况和主观感受有负面影响。但是,低保与新农保形成的制度互补显著降低了老年多维贫困的发生率。机制分析表明,低保救助会减少老人的家人陪伴,进而降低老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增加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基于此,建议进一步提高低保金水平,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殊需求为依据构建多维贫困减贫防贫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相对贫困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及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这一影响是通过减少流动人口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参与实现的。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保险缺乏加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户籍、流入东部地区、金融监管较弱地区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为缓解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营造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流动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度。     

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为检验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微观匹配数据,考察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数字金融及其子维度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但惠及的重点人群是相对贫困线以上的农户,而相对贫困户受益面不足,现阶段无法显著缓解相对贫困.对其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替代,仅显著促进了相对贫困线以上农户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促进了这部分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以实现增收;进一步地,相对贫困户难以获得数字金融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并不是技术层面的数字鸿沟,即网络基础设施滞后,而主要源于相对贫困户因受教育水平所限导致金融素养较低而形成的参与门槛较高.对此,建议提升农户的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推进农村金融数字化进程,促进其与传统金融融合发展以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金融参与.     

西部乡村女性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构建与治理路径研究——以贵州省德江县为例

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西部乡村女性的相对贫困问题仍然需要重点关注。本文从不同维度构建了西部乡村女性相对贫困评价指标,通过对贵州省德江县的实地走访得到的数据进行问题分析,旨在有针对性地研究多维视角下西部乡村女性的相对贫困,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帮助西部乡村女性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对策探析

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守住底线、防止返贫、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人们自身能力差异大,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依然存在着脱贫成效不稳定,困难人口基数大、难识别等问题,给相对贫困治理带来了挑战。因而,现阶段要在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规划,可以从科学设定标准、精准识别着手,“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提高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发展致富的内生能力,并辅以兜底性的社会保障为支撑,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更多更切实际的发展机会。     

相对贫困视角下农业保险减贫效应研究——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我国已步入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研究农业保险减缓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有助于发挥农业保险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在相对贫困视角下对农业保险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具有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农业保险对相对贫困存在基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双重门槛效应;农业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农业保险发展不仅能减缓本地区相对贫困,还能促进临近地区相对贫困减缓。因此,未来应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注重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及区域协同性。